绪论 非理性主义视野下的爱伦·坡唯美精神内核

引言

一般认为，唯美思潮肇始于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纯粹美，实际上，唯美真正的思想根源“同19世纪中叶开始盛行的非理性主义不无关联”。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在文学上的唯美倾向更是同他所处的19世纪非理性主义的文化语境密不可分。

由史观之，自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年—前399年）以降，理性一直长久居于西方文论的主宰地位。苏格拉底认为，“人凭借感觉，无法获得绝对的、永恒的、真正的知识。”理性天经地义成为终极真理的代名词。古希腊时期，理性精神被视为人的本质存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年—前322年）指出，理性乃是人格中至上至尊的部分，也是万物所追求的终极旨归，一个人的“理性自我，即是他的真正自我，是他个人身份的中心”，“只要人的理性锲而不舍，致力于获得俯瞰整个宇宙从其高处到其最底层的全景，到最后它便可以看出这个宇宙为何以现在这种方式存在的最终的充足理由。”随着希腊文明的衰落，理性精神一度有所式微，但在经院哲学那里，又重获重视。此后，理性作为西方文化的主体精神被推至无上地位。笛卡尔（ReneDescartes，1596—1650）提出将一切提到理性法庭前去审查，而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绝对理性更是登峰造极。在前述背景下，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纷纷向理性发起冲击，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于1814年至1819年间写就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揭起非理性大旗，宣称世界本不存在至上的理性，意志乃是世界的本体和万物的根源，“是第一性的，最原始的”。叔本华敏锐地发现，理性在诸多地方无能为力，甚至只是妨碍直觉洞见、“近于镶嵌画中的彩色碎片”。可以认为，在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身上有着同叔本华颇为相似的非理性主义艺术精神。坡摒弃文以载道的价值观，强调艺术要使人“获得刺激而达到灵魂的升华”。他的创作，既是对西方非理性文化独树一帜的审美化表达，也是对希腊时代以降西方以理性为正宗的文学传统的批判性与悖论性承继。

本书所探讨的非理性主义，主要涉及以直观、直觉、本能、感性、感悟、内省等形式把握世界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范畴，与蒙昧主义、反科学主义不应混为一谈。文学乃是人学。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一同构成人类认识的完整形式，因而探讨非理性因素，对于深入理解人的心理思维过程，意义非同寻常。坡的“为诗而诗”的艺术观赋予“怪诞”、“丑陋”、“残破”、“衰朽”、“血腥”等殊异于传统审美观的形态以特殊的审美意义，这种对传统理性的背离与审美颠覆，既是对艺术自主性、个体性、独立性的捍卫，也是对世界驳杂性、非同一性的洞知；既是对存在困惑及现实危机的回应和反思，也是对未来的预言与索解。

坡力图穿越生活表象，自觉疏离被主流审美驯化得想象力匮乏的宏大叙事和理性话语，而转向对个体隐秘幽微存在的探索。他将人看做非理性的实体，突入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注人的精神内部的失衡和各种潜意识的爆发，从人性角度向长期理性化的审美传统发起冲击，荡除传统意义上的崇高和平庸之间、美与丑之间的藩篱。坡对非理性的残酷进行了某种近似迷恋性的展示，直指人性深处某种反秩序、悖伦理的生存意愿与本能欲求。而意志和感觉、本能、直觉等同属非理性审美范畴。譬如，在小说《丽姬娅》（Ligeia，1838）中，坡赋予这种意志以独特的审美意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幽微的人类心灵图景。他以其神性审美主义热忱，以诗性直觉捕捉要妙，体悟宇宙自然的本相，由传统的“知”转向智慧的“观”。他倾力于让人惊骇、震撼的非理性神秘命运的书写，试图为这个歧义丛生的世道人生提供一种独辟蹊径的洞察视角和审美观照模式，以此昭示我们，人无法掌控一切，科学、理性并非认识宇宙万物的唯一通道。凝聚其宇宙论、自然观和艺术观精髓的绝笔之作——散文诗《我发现了》（Eureka，1850），不啻一则诗化的预言，是在自然科学高歌猛进、神性渐次衰微、理性操控一切的语境下，对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式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唯理主义的消解。

坡所处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适逢美国工业经济上升期。坡的文学理念正是对其时文学主潮的一种悖反。他的文学主张，与同时代作为美国文学主流派代表的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相比，可谓天壤之别。爱默生笃信人人皆善，颂扬理性乌托邦，而坡则认为，回避人性的邪恶，乃是对人性的浅薄而盲目的乐观。坡标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从孤独忧郁的个人出发，选择迥异于传统审美趣味的惊世骇俗、带有“黑色性质”的恐怖、暴力、凶杀、邪恶等非理性题材为观照对象，以本能、直觉、意志等主体内在的非理性因素来阐释世道人心，以新异的叙事手法展示反常识、反经验的审美思考，揭示人类幽隐的生存性状，这其实也是对以爱默生为首、高扬人性道德的新英格兰文学派的纠偏，尽管在一些人眼里，难免有偏激之虞。譬如，他的小说《陷坑与钟摆》（The Pit and The Pendulum，1843）即意在运用种种极尽野蛮、置人于死地的手段，重重设陷，营构诡谲邪魔的意境，以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震撼文明人的神经。

坡以其天才诗人罕见的敏锐，捕捉现实生存的荒谬性，瞥见了人性中恶魔般的非理性的一面，以艺术家独具的慧眼，关注个体存在的有限性、局限性、否定性、可怖性与必死性。他不隐恶，不遮丑，潜入世道人心的幽微之处，将人的矛盾、爱恨交加、阴霾、莽撞、猜忌、贪婪、残酷等令人惊骇、震撼的深层心理，不加掩饰地展示出来，这正是他的作品人物常常呈现狂逆乃至歇斯底里状态的主要根源。坡不过是一个能将人性的变异、乖张、惊厥和扭曲刻画得淋漓尽致的艺术家，他以一种我们所陌生的晦暗方式，将这些为主流审美所漠视、忽略的人类状况展示给我们，这至多表明他对人生及人性的悲观、忧戚和焦虑。需要强调的是，作品中的叙述者或人物声音并不等同于作者真正的声音，因为作者的价值观与叙事者的声音所表达的价值观之间未必一致。坡在传统思维方式上掘开一个出口，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个体生命的存在，给我们展示了一如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所言说的“不透明的、密实的、非理性世界”，凭借传统思维定式，难以洞悉其颠覆惯常经验的精神视野和文学意识。实际上，坡在其重要的诗学论文《诗歌原理》（The Poetic Principle，1850）中已清晰地表达了其艺术观：“我对‘理’怀着一种源自心底的至深敬意，但我却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说教方式。为了使‘理’生效，我宁愿限制它们。我不愿因滥用它们而削弱其效力。”由此可见，坡主张“为诗而诗”的唯美理念，从根本上是有别于对理性的全盘贬抑或全然否弃的。换言之，对他而言，浓墨重彩地抒写非理性，并不等于一味随心所欲地反理性，而只是反对理性的绝对至上，并试图超越理性。这关涉作家的艺术立场问题。在坡看来，艺术有其独立价值，艺术应恪守其本源，不应过多染指或介入浅白的道德训诫，因为任何题材如果一味以道德价值标准来评判，则无独立性可言，这也是他推重“含混”、“隐晦”艺术手法的重要原因。

以坡的侦探小说为例，深入考察我们会发现，坡所创设的侦探推理小说模式，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游戏之作”，而是用心良苦、含义深邃的唯美力作，突出表现为：其一，它凸显了艺术的娱乐、游戏、怡情的审美本相；其二，它表明了创作者过人的洞悉世事的睿智以及在逻辑、理性、知性思辨方面的正常乃至超常，是对那些对其心智和趣味以及创作风格误读、误解和质疑所作的一种别有深意的回应；其三，在独出心裁的审美游戏背后，坡力图以其作品昭示我们：理性并非唯一的、最可靠的知识源泉。这实际上正是对“唯有理性才能揭示事物本质”的黑格尔式的唯理主义的有力反拨。

传统理性主义最明显的缺隅在于将直觉同理性、逻辑相对立，坚信人的理性能够统摄一切，因而以理性的普遍性淹没个体独异性，人成为理性宰制下的“压抑的我”，在社会中孤独地面对外部世界。精神上的“自我”迷失，表征了一种信仰阙如、危机感深重的生存性状。理性主义的过度泛滥导致了理性对非理性的僭越，理性将“自明”的真理强加于我们，神秘感、朦胧感、悬念、幻想、直觉、诗意遭致放逐，在理性的映射下，人类以主人的姿态向外部世界疯狂求索，却忽略了自身内在的孤独、颤栗、厌烦、忧郁、绝望、恐惧、矛盾、悖谬及苦难，然而正如舍斯托夫所言，“理性既不能穷尽世界的真理，也不能穷尽人自身，个体生存的焦虑感和无助感依旧深重。”

在此语境下，挣脱现世苦难和纷争，于无望中探求终极永恒的彼岸存在，以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成为坡在去世前不久写就的、“旷野呼告”式的散文诗《我发现了》的重要意旨与审美鹄的。

坡的文学理念深受德国耶拿早期浪漫派的美学原则的影响。该派崇尚诗化原则、非理性和无意识原则及反讽说原则。坡将直觉、本能、意志、无意识力量等“非理性”作为建构其唯美理念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将文学从载道的理性中解放出来，回到感性和直觉的表现，这一文学诉求，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拨。他希望通过魔化的内心活动，将丑恶的经验世界转换为审美化的艺术世界，在诗意的幻境里构筑彼岸世界。面对同工具理性结伴而至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坡将“超越”问题同审美、美感结合起来考察，以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特有的诗性表达方式，将难以排解的痛苦意识化作一种颠覆的力量，以超越人生的悲剧性，这是他选择将死亡、癫疯、血腥、暴力、毁灭等作为美学思考和艺术观审对象的重要内驱力。

坡的文学理念推重艺术自主与审美维度。他将精神世界分成纯粹的智性、趣味和道德感，认为“智性关注真理，趣味用以感知美，而道德感则关涉责任。换言之，道德感教人以责任义务，智性晓人以利弊，趣味则以展示美为己任”。坡的这一划分，是对“艺术发生”的非理性及以艺术为核心的审美领域自主性、自律性的宣示，也是对其非理性、非功利性的唯美理念的有力辩护。坡力图由此出发，以“艺术效果至上”、“唯效果是美”的理念，为一切“新异”的艺术创作争取合法性。他不按惯常的逻辑思维和主题意识建构其文学想象世界，强调艺术原创、艺术实验和形式探索，致力于以激烈、先锋的方式，颠覆传统审美经验的权威性，让艺术作品中的否定意义审美化、正当化。然而，在传统视阈里，非理性被视作反理性的代名词，进而被等同于否定理性，坡为此而被贴上“颓堕”、“非理性”的标签，而长期不为人解，难为世容，也属自然。

坡对直觉思维和无意识的推崇，对无法抗拒宿命的深刻洞察和大胆直视，具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基本内蕴。无论是在以逻辑为故事支点的侦探推理小说，还是在他去世前的绝笔——宇宙论散文诗《我发现了》，无不体现其重直觉的文学主张，尤其后者更是对法国哲学家、唯理主义创始人笛卡儿所主张的清晰明白的观念就是“真理”以及“我思故我在”命题所宣讲的让思想（理性）成为存在（感性）依据的有力反驳。坡的宇宙论视宇宙为非理性的、基原力的自我发展，认为唯有凭借“直观”力量才能参悟它，强调顿悟和渐悟对了解宇宙人生的价值意义。从创作效果来看，坡的侦探小说为读者提供了愉悦、惊悸的体验及宣泄，但并非仅限于提供一种虚假快感，面对作为思维过程的物化的意识形态写作，坡着意以令人意外、不寻常的事件组合，将经验世界诗意化、神秘化、审美化，以达到震慑人心的艺术效果，提供一种逃离现实苦难的途径。

坡以美为观照一切的透镜，注重以直觉来观审自然、创作艺术，强调情感与个性化表达，并不意味着他的抒写完全是非理性的生命倾泻，正如他在《怪异故事集》（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1840）序言中所指出的，除书中一两篇在最纯粹的心灵狂想中孕育并完成的作品外，“收录于本集子的短篇作品绝大部分为深思熟虑的有意尝试与煞费苦心之结果。”他虽然抒写超自然的恐怖、怪异现象的疑惧、神秘的死亡、美与美感的幻灭、残忍的罪行、凄凉的宿命，但其作品的荒诞、神秘和疯狂只是外部的，而其内在性却是严肃而具有颠覆性和批评性的。坡试图通过其作品，改变人们对艺术和人生的认知方式和感悟方式，这样的题材，对于160年前他所处的时代文化焦点而言，是超前的，因此他说“我可以等上一百年”，以获得世人的认同。就此而言，坡是警拔超迈的。

坡在《怪异故事集》序中写道：“人们将会发现，‘怪’和‘异’这样的冠名已足以准确道出此处发表的这些故事的共性。但仅依据我在两三年里创作了具有共通性的25个短篇小说这一事实，尚不能公正地得出结论（那无论如何也不是真正的结论），认为我对这类创作抱有任何无节制的、或曰任何怪异的嗜好或偏爱。”

这是坡面对被斥为异端的误解所作的自我辩白，他的创作并非源于对怪异的嗜好和偏好，而是为践行其文学理念所作的自觉而苦心孤诣的实验。纵观坡的诗学理念和创作实践，可以发现，他的创作在本质上是源自清醒而自觉的意识活动，他的构思天马行空，故事看似虚幻荒诞，但其形式却遵循秩序、定律等逻辑理性，以理性形式承载感性题材，即便在处理想象性、感悟性诗歌题材时，也以理性的创作态度为其作品寻找最佳的艺术表达效果，这一点在其《诗歌原理》中有极为清晰的表达：“诗以灵魂的升华作为刺激，诗必须予人以刺激，才配称为诗。诗的价值同它所带来的这种刺激成正比，只有强烈的感受，才能带来刺激。”坡认为一切刺激都是短暂的，因而主张短制，反对长章；他强调，未经锤炼的语言，无法予人以刺激，因而倾力对语言等形式进行炼金术般的推敲研磨。坡创作的独特性，尤其是其作品呈现的“隐秘结构”，凸显其布局谋篇绝非仅凭兴之所至，而是深思熟虑之结果。可以说，以理性形式抒写非理性题材，构成了坡的创作思想的重要精神内核。

0.1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爱伦·坡是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家。作为“英语国家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大陆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学思潮的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家”，一百多年来，坡的作品从未离开过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视野。曾获美国普利策奖的《美国思想史》（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1928）一书的作者沃浓·路易·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1871—1929）将其誉为“美国的第一位艺术家、第一位唯美作家、第一位批评家”，与此同时又称坡的问题像“谜一般难解”。而以捍卫西方文学正典著称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更下过如下经典性断语：“自爱伦·坡以来，再也没有一位美国作家如此让人不可回避，而同时又如此地令人猜疑。”作为最为复杂的美国作家，爱伦·坡留给世人的印象极为多面。他个性独立不羁，抒发性灵，自出机杼，颇具离经叛道、反叛传统的色彩。由于坡标举纯文学“效果说”，因此其作品给人以神秘晦涩和怪异恐怖之感，显得氛围阴暗，精神向度低沉，因而又被苛刻的评论家冠以“颓堕”、“病态”乃至“精神癫狂”的标签。

另一方面，坡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常读常新，魅力不衰。坡创作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他选择文学主题是否如我们惯常的思维定式所审视的那样，“不看重作品的理性内容”、“忽视人生经验”、“只强调情绪感染力”？还是在追求“效果”的背后，另有其极富启示意义的思想内核，即具有一种深刻的整体性的问题意识？对此，笔者认为，要透视坡在创作背后的问题意识，必须揭开坡神秘的唯美面纱。本书选择从坡的美学思想入手，还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作为另辟蹊径、启蒙现代文学的大师和先哲，坡揭橥了现代纯诗歌理论，肇始了欧美现代主义象征主义，开创了美国短篇小说的形式，是现代作家中最突出的技巧创新家之一。他的侦探、恐怖及惊悚小说被奉为经典圭臬，一百多年来，受其影响的作家不计其数，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及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1899—1986）等现代大家。在德语作家中，坡博得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里克尔（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等文坛巨匠的赞誉；在英国，唯美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受其《椭圆形画像》（The Oval Portrait，1850）笔法的启发，完成了传世之作《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890）；在法国，坡更是被推尊为19世纪象征主义流派的精神领袖。坡别具一格的艺术理念与创作实践，给后世文坛留下了一笔特殊的财富。考察坡的唯美思想，既有利于分析其与现代文学流派的内在承继关系，又能揭示其作品魅力和影响力经久不衰的深刻根源。

其次，美国历来推重文学批评，又是“新批评”等多种现当代批评理论的故乡，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坡就开始为多家报刊撰稿，积极参与文学批评实践。作为美国第一位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职业评论家，坡与库柏和爱默生等人的诗歌小说理论奠定了美国文学批评的基础，而坡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想象力、深刻的洞察力和强大的创造力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因此，考察坡的文艺思想，探究其唯美主义创作倾向产生的理论背景及文化背景，不仅对其文学产生的源头机制和生产模式进行探讨极有必要，无疑也有助于我们在洞察坡的文学品味的同时，还可以从中窥探美国文学评论的源头。

再者，坡的唯美思想中所涉及的纯文学与道德介入、日常经验与精神领域的区隔等问题，并非仅仅是19世纪的美国的本土问题，甚至不仅仅属于西方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坡主张“为诗而诗”，推崇“效果至上”，高扬“美”的独立价值，这种对“为艺术而艺术”境界的诗意追求，关乎诗学本源和艺术本质，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坡注重人类心灵宇宙的探索，在对生命存在的文化反思上，他以坚劲的否定性力量透视以恶为形式的人性弱质，这是觉醒者的冷峻和尖刻。困扰这位作家的问题，一百多年后依旧困扰着我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坡作品中所涉及的人性中的“明知故犯”等命题，时至今日依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此外，在文学批评相对乏力的当下，对坡的深刻的批判性和审美意识的深入探索，对中国文论批评的借鉴和自我反思有着积极的意义。多年来，坡的诗学理论和艺术创作被后人褒贬不一，坡的作品译介多，但精湛的研究仍嫌不足，一些语焉不详的问题尚待作出深入的梳理，尤其对其作品多义性背后的创作思想的溯源和梳理，仍有更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先入为主地贴标签，妄加讥诋，或浮光掠影地泛泛而论，浅尝辄止，极易导致简单化、概念化的臆断。与其相反，本书拟立足于经典文本重读，探究坡作品的特异性，还原历史本相，证明坡并非“摆弄雕虫小技”的手工匠人或“颓废”作家，而是独具个性的杰出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

坡的作品在其身后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的推介才开始真正为世人所瞩目，此后的一百多年中，坡始终没有离开人们的批评视野，其间，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女性主义，乃至新兴的酷儿理论等都先后将其作品列为阐释对象，这显示出坡作品的无限可挖掘性及可阐释性。与国外经久不衰的研究现状相比，国内对坡的研究则颇显不足。语言障碍、文学翻译自身的局限，加上坡作品独特的复杂性和多义性，都构成了许多国内读者对坡作品解读的障碍，这也是本书关注坡研究选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必要指出的是，早在1992年学者盛宁就撰文指出，对坡的研究除了人格、文化和结构三个层面外，似难以再提升其研究空间。本书认为，对坡的研究仍有不少值得深入挖掘之处。诸如坡的“纯文学”主张，就可以延伸出许多讨论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关于坡的唯美思想的专题研究著作在国内几乎是空白，而中国期刊网提供的相关研究资料显示，国内论者更多的是将视野落在坡的恐怖小说上，坡最后的代表作《我发现了》则鲜有论及。

对于坡这位有侦探鼻祖之称的作家，国内对其侦探推理作品已有相当的重视。但国内论者多从通俗小说角度予以解读，鲜少上升到审美层面，综合论证尚不多见。笔者认为，身为诗人、秉持唯美理念的坡涉足被视作通俗文类的侦探推理小说，构成了一个具有矛盾性和悖论性的命题，研究坡的唯美思想，绝不应绕过这一难点。对此，本书试图将唯美论题同坡所创设的侦探小说的审美价值取向及其价值实现过程予以综合评析，借此探寻突破既有唯美研究思路的可能性。

本书还拟从唯美角度出发，对坡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中所呈现的自然观与宇宙观予以考察。其中含蕴其宇宙观的代表作《我发现了》曾被美国人冠以“天书”之名，较为艰涩，国内涉及该作品的研究不多，因此这种尝试既有挑战性，也有必要性。

必须承认，“坡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由于坡思想的复杂性及异于寻常的笔调，使他如迷宫般复杂多面，以至于我们有时难以判断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真正的坡，一种考察视角至多只能打开一扇窗户，而无法穷尽其笔下魔幻世界的一切奥妙。对坡的作品进行精确的分类几乎不可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写作难度。“谜一样难解”的坡是道不尽的，然而贯穿其一生，贯穿其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对唯美的不懈追求。

要之，在相关资料的查找和研读过程中，笔者深切认识到，坡的美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展示了强大的前瞻性和无限的可挖掘性。他的一些艺术主张虽有其矛盾性与局限性，但其唯美的诗学原则和创作风格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确值得深入探讨。

0.2 国内外研究评述（1）

近20多年来，国内对唯美主义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唯美主义全盛期的代表王尔德等人的研究上，而对其早期的代表爱伦·坡的唯美思想的研究则相当薄弱，尚处于起始阶段。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乃系坡更多地是以诗人和小说家的身份为国人所接受，而其美学思想则相对地受到忽视。坡最大的建树在小说和诗歌创作上，作为诗人和小说家自然容易进入国人的视野，其主要建树既然不在理论上，因此其唯美思想未能引起国人足够的关注，也是不言而喻的。

0.2.1 国内外爱伦·坡研究评述

1905年爱伦·坡的侦探小说首度由后来成为五四文坛巨匠的鲁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兄弟译介传入中国，这是迄今可稽考察的最早进入中国的坡的作品。随后国内多以译介为主，对坡作品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20世纪40年代后的研究更处于基本停顿的局面。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坡研究渐渐步入恢复期。其中郭栖庆的《埃德加·爱伦·坡》（《外国文学》，1982年第2期）及翁长浩的《爱伦·坡简说》（《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3期）为新中国成立后较早介绍坡的文章，但本阶段的坡研究仍多限于对坡的生平、创作的简介，对坡的故事情节以及创作风格虽有分析叙论，批评模式略显扁平化。进入90年代，坡研究无论从格局还是研究范围看，均开始呈现突破与变化趋势。尤须特别指出的是，盛宁的《人·文本·结构——不同层面的爱伦·坡》（1992）以扎实的文学理论底蕴、开阔的视野、清晰的思路、深刻的思辨，对国外多年来的坡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与总结，并对坡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弊病及其症结作了较有说服力的诊断。该文从坡的人格层面、文本层面和抽象结构层面，分别对坡的身世、社会历史关系及作品的抽象世界展开探讨，立论审慎，角度独特，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可称得上国内坡研究难得一见的评论范本。同期的郭栖庆的《埃德加·爱伦·坡与他的诗论及小说》（《外国文学》，1993年第4期）及鞠玉梅的《埃德加·爱伦·坡及其诗歌艺术》（《外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等也一改之前国内坡研究领域相对单一的局面，从平铺直叙的作家介绍逐渐转向深入的文本分析，研究开始迈上新的台阶。

近年来，坡研究著述显著增加，涉及面较前更广，系统性也有所增强，并出现了一批学理性较强的文章。如曹曼的《追求效果的艺术家——爱伦·坡的〈厄舍古屋的坍塌〉》（《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文本细读，详细考察了坡在创作中对绘画、诗歌、音乐和小说等艺术形式的巧妙运用，运用声、光和色彩等艺术手段来达到恐怖的艺术效果。刘俐俐的《〈厄歇尔府的倒塌〉的现代阐释》（《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从叙事学及原型理论视角，探讨叙述者作为故事的虚构世界和读者的现实世界的中介，在恐怖效果的传达和审美维度的扩展上所发挥的作用。刘文以独特的学术眼光，通过魔怪意象和死而复生的原型移用，考察《厄歇尔府的倒塌》的文学性，并透过荒诞故事探讨其背后深刻的人文关怀。该文拓展了国内对坡小说的研究领域，为国内坡研究中的经典文本分析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参照。

任翔的《爱伦·坡的诗歌：书写与死亡的生命沉思》（《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则从语词入手，对坡的诗歌及作品中死亡场景的寓言化进行修辞性解读，进而展示坡诗歌中对书写生命的沉思。该文构思独特，令人耳目一新。曹曼的《从“效果说”看爱伦·坡作品主题的艺术表现构架》（《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则以坡的“效果说”为理论依据，探究其作品主题的艺术表现构架，为研究坡的创作原则和审美取向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文化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异军突起，一些论者开始从文化接受与阐释角度出发，深入到文化的内层对坡的文本进行分析，出现了多维视野的融合，文本阐释更为丰富多彩。

进入21世纪，国内对坡的关注持续升温，坡研究进一步呈现多元化趋势。从中国期刊网的检索结果看，以“爱伦·坡”为篇名键入，搜寻到从1980年王齐建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第3期上的《首要任务是独创——爱伦·坡故事风格管窥》起截至2009年9月，国内共有爱伦·坡及其作品的研究文章288篇，其中仅2000年至2009年9月，就有相关论文250篇，含2000年至2009年的44篇硕士论文、2篇博士论文。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分别为汪小玲的《神秘与诗意——柯尔律治及爱伦·坡神秘主义诗歌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02）和任翔的《诡异的世界与虚灵的真实——爱伦·坡与侦探小说论略》（中国人民大学，2004）。这些论文大体可以分为总论、小说和诗歌三大类。总体而言，它们大多集中在对爱伦·坡小说的探究上，对其诗歌进行阐释的相对较少。从这一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尤其是21世纪的头10年，国内坡研究论文数量激增，评论界对坡及其作品的关注度大幅度提高。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学者朱振武的研究课题《爱伦·坡：在文化与美学的视阈下》获准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近年来朱振武及其团队对坡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相继发表一批颇有启发性的论文，如朱振武、杨婷的《当代美国爱伦·坡研究新走势》（《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4期），朱振武的《爱伦·坡的效果美学论略》（《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朱振武、邓娜娜的《爱伦·坡现象与通俗文化》（《国外文学》2008年第1期），朱振武、程庆华的《爱伦·坡幽默小说探源》（《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等，此外该学术团队近期出版的《爱伦·坡小说全解》对坡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国内现有的研究格局看，近20年来，国内的坡研究不断进步，且不乏亮点。但同国外相比，国内的研究仍存在不少局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整体研究水平尚待提高。近年国内对坡的研究激增，但真正涉及作家思想和创作的有深度的整体研究并不多。第二，研究视野尚不够开阔，主要研究对象多停留在主题表现、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重点多未脱出印象式的死亡与恐怖解读。在历史还原、文化还原与多元解读方面均显薄弱。研究有待走向全面和深入。第三，由于坡本人经历坎坷、思想复杂、心性无常，而且作品风格晦涩难解，因而在西方有“谜”一样难解的困惑。国内的爱伦·坡研究仍多依赖于作品的中文译本，增加了误解误读的可能性，即便是阅读英文原文，也难免由于东西方价值体系和审美认知差异，导致对文本读解的隔膜、困难和谬误。

此外，在国内，虽然近年对坡的研究持续升温，但较之于始终受到高度关注的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1961）、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l897—1962）等文学巨匠，国内对坡这样一位曾经被边缘化且至今评价褒贬不一的作家的研究力度亟待加强。综观国内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除少量论文从修辞研究等角度进行局部论述外，目前国内尚未出现对坡的唯美思想进行全面、系统、完整的阐述与评估的专论或专著，这方面已引起众多文化批评家和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他们纷纷运用不同的理论，从美学或文化角度切入，从而拓展了研究视野。但美学角度的文本接受和文化角度的文本阐释仍然是核心和关键，没有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坡的思想和创作就难以得到更深入的阐释与评估。因此，从学理层面上对坡的唯美思想进行探讨无疑是一项富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国外的爱伦·坡研究从研究范围看，分为作品研究、文献研究、传记研究、一般性研究、诗学研究、批评史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化诗学研究等视阈，随着西方文论的发展，仍在不断拓宽、深入。就整体发展趋势而言，前期以单个作品研究、一般性研究及传记研究为主，后期多以整体创作研究、诗学研究、批评史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化诗学研究为主，呈现相互渗透、整体综合的态势。

在美国，对坡的研究，呈现视野开阔、成果丰硕的景象。研究范围宽广，包括文学语言、叙事技巧、小说类型、文化心理、宗教伦理、生态意识、跨文化冲突等，几乎囊括了西方勃兴的种种艺术理论，甚至成为德里达等一些流派用于佐证其理论和技巧的实验场，并出现不少跨学科、跨文本性研究。研究角度多样化，史料翔实，逻辑严谨，百家争鸣，繁荣兴盛。

作为美国第一位唯美主义作家，坡在西方的文学接受史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进程。总体上说，坡是第一个被欧洲人所熟悉和认可的美国作家和诗人，但学界对坡的评论褒贬不一，每一时期的关注点也不尽一致。

从时间上看，国外的坡研究大体可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29年至1909年，以坡一百年诞辰为分界线。该阶段注重对其人格的研究评论，对作品题材、风格等关注相对较少。这个时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对坡的译介和高度评价。波德莱尔分别于1856年与1857年发表了《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Edgar Allan Poe：His Life and Works，1856）及《再论埃德加·爱伦·坡》（New Notes on Edgar Allan Poe，1857）两篇长文，盛赞坡对美的挚爱及对美的和谐条件的认知。波德莱尔及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1842—1898）等人对坡的译介和极力推崇，为坡蜚声欧洲并跻身世界文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坡的纯诗理论也被发展为法国的象征主义诗论的重要滥觞。反过来，也使坡在美国的受关注度日益提升。

第二阶段从1910年至1949年。由阿瑟·H·奎恩（Arthur H.Quinn）创作于1941年的《爱伦·坡评传》（Edgar Allan Poe：A Critical Biography，1941）影响甚深，“多年来一直被视作坡研究的标准版本。”该阶段坡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宽，其中精神分析法的运用尤为显著。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弟子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1882—1962）对爱伦·坡其人进行的研究最引人注目。波拿巴的著述《爱伦·坡生平与创作的精神分析》（Life and Works of Edgar Allan Poe：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1949）堪称此类研究的经典。此后，坡的作品成为众多弗洛伊德学派评论家研究人的生平及个性的重要引证素材。

第三阶段从1950年至1969年。该阶段的坡研究被放置在真正现代批评的分析框架之中进行。该阶段影响最为特殊的有两部著作。一部是美国诗人、批评家爱德华·戴维森（Edward Davison，1898—1970）的《爱伦·坡的批评研究》（Poe：A Critical Study，1956）。该书采用文化历史考证和文本细读法，通过对《乌鸦》、《我发现了》和《阿·戈·皮姆的故事》（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1838）寓意的解读，探讨坡对死亡、爱、恐惧主题的呈现。批评视角落在坡通过艺术经验来重构心灵与世界的整体上，新见迭出，成果不俗。二为帕蒂克·F·奎恩（Patrick F.Quinn）撰写的《埃德加·坡的法国面孔》（The French Face of Edgar Poe，1957）。奎恩的著述深入分析了坡在法国诗坛赢得极高赞誉的原因，总结了坡的创作理论及其实践在法国的文学接受、读者反应、社会影响等诸多的问题。该专著对于坡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另外，从文本层面看，美国诗人理查德·韦伯（Richard Wilbur）对坡作品的解读尤为引人注目。他在《爱伦·坡之屋》（The House of Poe，1966）中，将房屋意象当做人的精神状态的象征，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坡小说中的精神分裂与精神崩溃的主题，想象力丰富，别具新意，极富启发性。

第四阶段从1970年至1985年。该阶段坡研究呈现出多元、立体的发展态势，质量上乘的专题论文相继问世，批评呈现出更加专业化和理论化的倾向。该阶段的坡研究最令人瞩目的首推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on，1901—1981）对坡作品的关注以及德里达（Derrida，1930—2004）的跟进所引发的讨论。拉康在“关于《窃信案》的研讨会”（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中，将其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法用于求证坡的作品《窃信案》（The Purloined Letter，1845）的叙述模式与人的心理之间的某种同构关系，其推演基础是：坡的该部作品存在被蒙蔽者、不知情的看客及劫掠者三个互动的主体，这三个主体分别与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真实（the real）、想象（the imaginary）和象征符号（the symbolic）概念相对应，在此基础上拉康推导出其著名的镜像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即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拉康的这一解读引起了德里达对《窃信案》的关注，德里达随后以《真理供应商》（Purveyor of Truth，1975）一文对拉康的解读进行了解构，由此引发20世纪文学批评界的一场重要论争。此外，本阶段的坡研究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理查德·韦伯的著述《坡与暗示艺术》（Poe and the Art of Suggestion，1981）。韦伯在论述中总结分析了坡惯用的数种暗示模式，进而指出坡的作品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般晦涩难解，而“对暗示的互文性解读既可能是打开坡作品的钥匙也可能引发误读”。

第五个阶段从1986年至今。埃里克·卡森（Eric W.Carlson）的《坡的象征语言的架构》（Frames of Reference for Poe's Symbolic Language，1987）一文指出，“象征主义手法反映了作家的文学理论，而透过其文学理论则可窥见作家的生活观。”由此将坡作品的象征体系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卡森的考察深入细微，为后世的爱伦·坡研究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约翰·提曼（John Timmerman）在《语言与文学论丛》上发表的《房屋的镜像：爱伦·坡的〈厄舍古屋的坍塌〉》（House of Mirrors：Edgar Allan Poe's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2003）对坡的经典小说重新解读，对文本的发掘更为深入，批评颇有分量。埃里克·卡森编撰的《剑桥爱伦·坡研究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gar Allan Poe，2002）收录14篇重要论文，均为近年来国外学者研究爱伦·坡的最新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取各家之长，不仅对爱伦·坡的文学成就进行深入全面的学术考察，并且将视野延伸到学术界一般并未涉足的领域，例如对坡作品中幽默主题的探讨。这对坡的研究者无疑颇具启示性。

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在《坡研究》（Poe Studies）杂志上发表了《坡式的数学：〈窃信案〉中的侦探拓扑学》（Poetic Mathematics：Detecting Topology in“The Purloined Letter”，2003）一文，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研究坡的作品。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安德森（Douglas Anderson）于2009年10月出版的《爱伦·坡小说中的升华之像》（Pictures of Ascent in the Fiction of Edgar Allan Poe，2009）对文学史上将坡的阴郁抒写定位为“对物质和世俗世界不满”提出质疑，并试图考证指出，“1832年及1849年两次全球性的霍乱是坡的文学创作基调恰如其分的表征。”该研究见解大胆，考察详尽，为爱伦·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

0.3 国内外研究评述（2）

从单部作品的研究看，坡的长篇散文诗《我发现了》成为坡作品中近年来经久不息的讨论热点。戴维·哈利波顿（David Halliburton）的《现象学视野中的爱伦·坡》（Edgar Allan Poe：A Phenomenological View，1973）为首部从现象学角度对坡的宇宙学主题进行全面考察的著述，哈利波顿在文中指出，“《我发现了》展示了坡的宇宙视野”，“‘统一性’构成了坡的‘体系’及其宇宙论的核心。”该研究不仅为爱伦·坡研究注入新鲜血液，而且掀起了美国国内对坡的散文诗《我发现了》的极大关注。随后，约翰·欧文（John Irwin）的《美国天书》（1980）将《我发现了》称为一部“审美宇宙论”，高度评价该散文诗所发挥的神话学功能。约翰·阿斯廷（John Astin）的《坡的代表作：散文诗〈我发现了〉》（Poe's Magnum Opus，Eureka：A Prose Poem，1998）更是声称，坡在这一部作品中表达了无法表达的东西，探索了人的深刻本能和直觉，只要不将这一作品读解为科学或神学，而是仅仅当做艺术作品阅读，该书对人类的影响将持续数个世纪。关于坡的宇宙学话题，目前已有数个网站储存大量相关资料，研究不断升温。

总之，20世纪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近30年，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等理论纷纷被运用到坡研究上，形成了“再解读”的热潮，新成果不断推出，呈现出多学科彼此交叉、相互渗透，走向融合的局面。坡的传记、书信、接受史及作品的各种版本、注释本、研究指南等琳琅满目。

截至2009年9月，在Gale Center输入“Allan Poe”得到的词条达169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坡的作品强烈的哥特性在西方引发了新的兴趣，哥特文化从中世纪兴起，几经波折发展，今天再度卷土重来，成为文学领域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关于国外对哥特文学的研究，据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弗朗克（Fredrick Frank）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00年至2003年，西方各国共出版和发表哥特式小说论著5706部（篇），其中近10年就有1651部（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综观国外一百多年的坡学研究，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格局、研究深度等诸多方面业已日臻成熟。研究角度几乎涵盖了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勃然兴起的各种新潮艺术和时髦理论，成为各种西方理论和技巧的实验场。但相对于坡同时代的一些主流美国作家如福克纳等人的研究而言，还有较大差距。一些诗学问题研究还散见于作品研究、文献研究、传记研究、一般性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及文化诗学研究等其他各类研究课题中，上升为具有理论建构性的命题，有独到发现和理论阐释的尚不够多，而对坡的唯美思想研究则更多地是以单个作品或专题研究为主，整合研究相对薄弱，亟待集思广益，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与高度。

0.2.2 国内外唯美主义研究评述

0.2.2.1 唯美思想理论溯源

唯美主义或唯美主义运动（Aestheticism，or the Aesthetic movement）主要指“出现在19世纪后期，以法国为中心、波及欧洲的一种文艺思潮。其宗旨是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思想以及中产阶级社会功利主义、艺术教化道德价值观的反拨”。“为艺术而艺术”被视作唯美主义思潮的纲领性口号。“为艺术而艺术”隐含把艺术从道德约束中解脱出来的重要审美诉求，体现了将艺术和非艺术作出甄别的深刻文学动机。

康德哲学构成了唯美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1790）中提出了“无目的之合目的性”美感学说，将美感视为“不依赖概念而被设想为一个普遍愉快的对象的东西”；认为“美对它的判断只以一种单纯形式的合目的性，亦即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为根据——完全不依赖善的概念，因为善的概念是以一种客观的合目的性，亦即对象与一个确定的目的的关系为前提的。”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所憧憬的审美理想国，则将美视作一种游戏冲动，一种自足而独立的“美的显现”，借此超越现实的、道德的束缚，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

在英国，神秘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提出了“美即是真”的口号，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将美感视为一种直接激起的和完全的满意，济慈（John Keats，1795—1821）则强调诗歌空灵唯美、如诗如画的意境。

受柯勒律治、济慈等人的影响，美国诗人、小说家爱伦·坡公开宣称“为诗而诗”，大力宣讲唯美至上、效果至上、形式至上的理念。

在法国，唯美主义作为一次自我意识的运动，一般认为始于泰奥菲尔·戈蒂埃（Pierre Jules Theophile Gautier，1811—1872）。戈蒂埃在《莫班小姐》（Mademoiselle de Maupin，1835）中从语言角度对艺术的非功利性进行了立场鲜明的辩解。波德莱尔、马拉美等人从坡的唯美诗学观汲取了丰沛养分，使唯美主义在法国得以承继发展。

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代表人物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在1867年至1868年之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扬生活的艺术化，在坡对诗歌音乐性高度重视的影响下，佩特进一步指出，“音乐是最抽象的艺术，因而也是最纯粹的艺术。”阿尔杰农·斯温伯恩（Algernon Swinburne，1837—1909）为法国唯美主义思潮在英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集大成者王尔德则更是大力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强调在生活中身体力行其“唯美”理念，将其在文学领域开创的惊世骇俗的创作方式运用到生活中，使唯美主义增添混杂色彩。

0.2.2.2 国内外唯美主义研究状况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对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译介已相当广泛，20年代末30年代初更是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并出现了两部系统介绍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史的著述。一部为美术理论家滕固（1901—1941）撰写的现代中国首部西方唯美主义文学思潮专史《唯美派的文学》（1927），主要论及英国唯美主义运动史。滕固除对英国19世纪唯美主义倡导者沃尔特·佩特等人的论著和主张进行评述外，还将视野扩展到18世纪末的英国诗人、画家布莱克及19世纪前叶的天才诗人济慈。滕固敏锐地看到，英国“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并非完全是英国本土的产物，而是“直接与大陆、尤其是法国象征主义（symbolism）相结合”的结晶，因而提出了英国的唯美运动“远之是完成浪漫派的精神；近之是承应大陆象征派的呼响”的颇有见地的看法。另一部专著为萧石君的《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1930），该著述深刻触及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哲学思想根源，在更具国际性的文学视野中对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做出了正本清源的叙说，其深度和广度非以往所能比拟。

随后因极左思潮影响，唯美主义被斥为颓废文学而遭禁。80年代杨江柱的《王尔德的创作与唯美主义》（《江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视野开阔，剖析精当，堪称我国对西方唯美思想研究的佳作。90年代后，随着对王尔德等人著述研究的深入，国内对唯美主义文艺观及其在作品中的反映的研究也不断推进。薛家宝的《唯美主义研究》（1999）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唯美主义思潮。总的说来，由于20世纪末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尤其是后现代理论、后殖民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等占据了人们的兴奋点，唯美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讨论相对遭到冷落。进入21世纪，唯美研究出现了一些颇为专业化的成果。周小仪的《唯美主义和消费文化》（2002）从与唯美主义追求超功利的“纯文学”的反面——消费和时尚文化的角度去考察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的深层意蕴，研究角度新颖，颇具胆识。张介明的《唯美叙事：王尔德新论》（2004）则综合运用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新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等多种方法，解剖唯美理念统摄下的王尔德所“叙”之“事”，它的动因、机制、目标。该书以综合的眼光和综合的方法，深入探讨了研究对象本身的多重性，对同类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启发性。

在国外，唯美主义研究，从研究对象上看，多集中于英国唯美主义代表王尔德等人。对王尔德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从研究内容看，早期的评论以史料性辑集为主，真正涉及整个唯美主义思潮的整体研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批评家瓦尔特·汉密尔顿（Walter Hamilton，1856—1879）于1882年撰写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The Aesthetic Movement In England）一书为唯美主义的首部著作，追溯了唯美主义的思想渊源、艺术成就，记述了王尔德的“生活艺术化实践”，并从唯美主义由“精英艺术圈转向时装、讽刺剧和通俗报刊”预见到唯美主义的通俗性趋向。英国著名艺术史论家、作家威廉·冈特（William Gaunt，1900—1980）撰写的《美的历险》（The Aesthetic Adventure，1945）以翔实的史料性、生动的文学性，描述了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概况，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艺术史论专著。该专著以唯美主义在英法两国发轫、发展、高潮和分化的全过程为主线，全面评述了这一思潮的艺术理念、文化现象、重要理论家和文艺家的思想和创作。英国戏剧家约翰·欧文（St.John Ervine，1883—1971）的《王尔德的现代评价》（Oscar Wilde：A Present Time Appraisal，1951）则是50年代唯美主义研究中颇具影响的力作。20世纪60年代后，受新批评的影响，唯美主义研究出现了注重文本的倾向。桑扬（E.San.Juan，Jr.，1938—）的《王尔德的艺术》（The Art of Oscar Wilde，1967）对王尔德的主要作品作了评价，标志着唯美主义研究走向文本研究。进入80年代后，卡尔·贝克森（Karl Beckson，1926—2008）的《王尔德：批评的遗产》（Oscar Wilde：The Critical Heritage Book，1970）及《王尔德全书》（The Oscar Wilde Encyclopedia，1988）收集了大量散落于各报刊杂志上的宝贵资料，成为研究唯美主义和王尔德的重要著作。90年代后，尤其是自王尔德入狱100周年开始，在英国媒体的推动下，各种形式的“纪念王尔德活动如火如荼”，“唯美主义研究得以出现新的转机。”其中谢弗和普索米亚迪斯（Talia Schaffer&Kathy Alexis Psomiades）的《女性主义与英国的唯美主义》（Women and British Aestheticism，1999）收集了多篇探讨与英国“为艺术而艺术”思潮发生关联的女性作家、诗人、散文家的论文。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尤为引人注目。值得关注的是，《剑桥奥斯卡·王尔德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Oscar Wilde，2001）收录了英美当代知名学者和艺术家撰写的关于王尔德的15篇论文，为研究唯美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唯美主义研究“迎来第二次浪潮”。

0.4 本书主要研究思路

0.3.1 爱伦·坡唯美思想概述

一般认为，“纯文学”的理论渊源来自康德。19世纪中期，爱伦·坡提出“为诗而诗”的口号更标明了以艺术自足性和独立性为特征的“纯文学”的艺术追求，标志了坡作为文学创作者对文学自律性的唯美追求，代表了坡对文学文本与外部现实的思考：文学的存在只依赖于自身的独立性，无须关注外部现实。坡关于文艺理想之美的思想中渗透着唯美主义的精神气质。坡的“纯文学”主张背后，强调的是个性化创作自由的诉求，其意义同样也正在于对强调教化的主流文化的否定之中。实际上，坡在对“纯粹美”的追求中，倾注了其本人的“救赎之梦”。在这个“救赎之梦”中，彰显的是对现代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境遇的反抗。

爱伦·坡的小说诗歌理论独树一帜，他认为“诗乃一幅美丽之画”，“诗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快感”，主张诗人应工于“诗艺”，强调诗歌的无功利性、图画性、象征暗示及音乐美，对语言的选择和修饰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坡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出发，强调感觉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他从心理学角度论证小说、诗歌均应以“短”为上乘之作。在创作中强调短、美以及印象和效果的统一，并在创作实践中对他的“效果论”身体力行，不断实验各种艺术技巧。

坡的唯美理念及对审美形式上的探索精神，无疑颇具前瞻性。为实现其“效果说”，使读者达到预设的审美感受，坡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反讽、暗示、隐喻、象征、含混等陌生化艺术手段。坡特有的含混、奇特、神秘、印象式的文艺美学理论，对王尔德等人的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启发了后来诸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象派等文学流派的理论思路。要研究流行于19世纪末的唯美主义文学思潮及其作品，坡独特的文艺观及其美学追求不应绕过。本书力图突破将“唯美”限于狭窄的“讲求形式”的传统视阈，还原“唯美”的本源意义，即追求美的自由、艺术自律。对于坡而言，反平庸、反平淡和标新立异本身也是唯美的题中之义。

0.3.2 本书主要研究思路

0.3.2.1 “以丑示美”、“以恶示美”的唯美蕴涵

坡的各种题材的作品，几乎都以若隐若现的方式诉诸挑战常规和世俗的哥特式叙事方式。极尽细微可怖的场景、不可言说的神秘之域以及紧张的故事情节构成了一种宣泄幽暗意识、传达“黑暗力量”的文化形态，具有黑夜潜行者般奇异力量的挽歌意味，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强烈的形式感、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彰显了非理性艺术题材的巨大魅力，这种哥特式风格同坡“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及“效果论”是相契相合的。坡推崇艺术自律，强调文学固有的艺术感受力、审美想象力和生存世界，让文学回到它自身，捍卫其独立性和合法性。在坡看来，艺术旨在激发情感，而恐怖作为一种煽情、耸人听闻的娱乐艺术，无疑是唤起情感激荡的绝好载体。怪诞与反讽的审美勾连，使深邃的旨义得以内蕴于荒唐谲怪的情节、人物和叙述手法之中，由此制造出奇特的艺术效果。在貌似怪诞实则不乏技巧的反构中，美和怪诞奇异地融为一体，呈示出一种新异之美。坡专注于不寻常的、极端事件的描写，选择用梦魇般的笔调描摹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隐秘，不回避人性中的阴暗与丑陋，呈现出对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颠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及西方美学家博克（Edmund Burke，1729—1797）等人的崇高理论可以为我们考察坡的艺术探索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0.3.2.2 “侦探小说”的唯美悖论

侦探小说一直被视为大众通俗文类，看似与唯美无涉。但本书认为，坡的侦探小说并不简单地满足于单纯的解谜，而是摆脱“既定”思维，将理性之思引入诗意之思，使侦探小说得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成为一种“智慧的迷宫”，借以告诉我们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世界。坡注重作品效果，但颇具超前眼光的他，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仅仅关注产品是否刺激，会使智慧和想象力退化。解谜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索解。其中蕴涵的是一种创造性的智性思考，是诗与思的对话。

坡的侦探小说所选择的写作姿态和由此形成的艺术结构、艺术风格也给内容模式赋予新的生命力量，蕴涵着一种对现存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侦探小说对通俗文化的书写，在维护创作者对文学的精英姿态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高雅与大众的对峙，呈现出一种特殊语境下催生出来的特殊审美趣味。

在价值取向上，侦探小说采取审美游戏化的文学策略，将主流的说教置换为轻松的审美游戏，同时又给文学消费者留下想象与反思的空间，是对那种以为通俗产品只能诉诸生理性、感官化刺激、满足大众感性消费的欲望这一传统理论预设的有力反拨。坡所创设的新异艺术形式，不仅意味着新奇和震惊，而且意味着形式的革新和思维的革命，是将自由的理念、精英的意识，转化到反思、超越层面，使消费性、娱乐性与精英的求异思维并存互补，以贵族精神抒写大众文化，这与坡所标举的非道德化、反平庸化的唯美价值观恰恰是一致的。以怀疑的眼光审度现实，颠覆审美文化，质疑现代社会权威，呈现了文本的反讽性、颠覆性，凸显了在启蒙理性语境下文化趋同时代的求异思维。

就审美的意义而言，坡的侦探推理小说将恐怖、谋杀、悬疑、侦探、梦幻与科幻融为一体，具有新异之美与否定之美等特征。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新奇变幻，坡始终秉持求新求异思维，坚守创作自身的独立性与创造性，这为我们将坡的侦探小说划入唯美行列进行考察提供了重要依据。本书认为，作为一种艺术观和文学艺术的实践方向，坡的侦探小说艺术性与可读性并重，兼具高雅艺术和大众文化的双重性质，也就不足为奇了。

0.3.2.3 “超越之美”的解读

本书将坡的文艺观、人性观与宇宙观纳入唯美的问题框架进行考察，试图从三者的互证互释中，找到坡唯美思想的内在逻辑。坡在《诗歌原理》中写道：“如果一个人仅仅是用诗来再现他和世人一样感知到的那些景象、声音、气味、色彩和情趣，不管他的感情有多么炽热，不管他的描写有多生动，我都得说他还不能证明他配得上诗人这个神圣的称号，远方还有一种他尚未触及的东西。我们还有一种尚未解除的焦渴，而他却没能为我们指出解渴的那泓清泉。这种焦渴属于人类的不朽。它是人类不断繁衍生息的结果和标志。它是飞蛾对星星的向往。它不仅是我们对人间之美的一种感悟，而且是对天国之美的一种疯狂追求。”本书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艺术家的艺术观实际上就是他的宇宙观。而最能反映坡的宇宙观的是其散文诗《我发现了》。

在古希腊人眼里，宇宙被认为是秩序的最完美的样本。对宇宙的虔敬，彰显坡对一个“有秩序整体”终极完美的憧憬。坡在作品中宣称，宇宙乃是上帝的构思，是最富有诗意、最为完美的艺术作品，而地球则是“堕落的尘世”，人类为物质和理性所束缚，已失去对美的感悟力、鉴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坡看来，宇宙世界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是一个既真实又壮美的过程，这个真与美融为一体的过程就是他要追求的“超凡之美”、“天国之美”。坡将美的根源归结到彼岸世界，并对有别于世俗艺术的“美”的追求本身怀有极高的期待，这种借助艺术寻求超越的方式把对美的追求提升到了超验的地位，要领悟坡的唯美思想，必须揭示其文学背后所隐喻的启示。坡的《我发现了》给世人一个隐而不显的启示就是：宇宙只有被当做一首诗才可获得满意的读解，而人对“永恒存在”的真正领悟与意会乃是那追求和谐完美的“不朽的本能”，即我们所说的美感。由此而联想到彼，坡敏锐而富于想象地察觉到宇宙与诗歌二者之间存在的密切的审美对应关系，而这种“悟”正是20世纪西方格式塔美学中“同构性”理论的艺术心理的意趣深邃的审美表达。本书认为，坡所追求的艺术境界体现了其诗意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乃至生存方式。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相统一的追求者和探索者，坡在审美意识和艺术思维方式上无疑具有独异性和先锋性。

0.3.3 本书主要研究方法

西方学者从精神心理分析、文化、政治、社会历史、女性主义等视角出发，对坡的作品，包括小说、诗和文学评论，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通过对相关批评的考察，不难发现，对坡的思想倾向和创作的批评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学派各有所长，能够给我们提供颇多启迪，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

坡在《创作哲学》一文中明确提出其追求“整体性效果”的美学观和创作主张，而这一观念与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倡导的文学批评的“整体性”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韦勒克看来，文学作品是一个“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复杂的艺术整体”，而文学作品的美学意义和价值，必然要求批评家首先作审美批评和价值判断，从综合的、不同的观点来透视文学艺术。

本书拟从文本出发，把坡放置在整个西方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在历史考证、理论分析和引征西方资料的基础上，力图在某些局部打开新的角度，找到自己独特的思考源头，去探究和分析坡的唯美文艺思想及创作的特异性、先锋性及其矛盾性和悖论性。坡一生所抒写的对象多涉及非理性内容。本书作者拟将爱伦·坡的唯美思想放置到非理性主义框架下加以观照。叔本华的意志主义、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疯癫理论、生存美学理论有助于解读坡的死亡主题、疯癫问题；而郎吉弩斯—艾迪生—博克的崇高理论更是为坡的恐怖、惊悚提供了绝好的理论支撑。从本质上说，坡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否定和反抗的力量，而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的艺术的否定性本质与马尔库塞的“艺术异化”论可以为此提供有力的学理依据。最后一章重点借鉴格式塔美学的同构说，为“诗与思”的融合提供理论上的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