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编辑手记

多年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英语课外小组，辅导老师要求每周每人轮流到英语角去，在人潮往来最多的入口处，立一块黑板，挑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做主持人，吸引大家来辩论。记得当时我挑选的题目是“全球化的利弊”。那时还没有听过“世界是平的”，更不懂得“在平的世界中竞争”，大家都沉浸在刚刚加入WTO的兴奋中，对未来不确定的那一丝不安被兴奋所掩盖。挑选这个题目，只是单纯地觉得如果全球化最终让世界只剩一种语言，该有多单调，如果最终让所有的城市都呈现一种面貌，该有多无趣。

之后的十年，全球化已不需要人们再来辩论它的利弊，而是裹挟着技术与金钱席卷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麦当劳从开业时会引发踩踏事故的新鲜高档餐厅，变成了都市青年渴了累了随处可找的生活必需品。internet从一群海归弄潮的高科技，变成了人们工作生活离不开的基本工具。遥远乡村里的青年，也可以用iphone读到全球最劲爆的新闻，中国政府发布的政策，很快就能在美国市场引发波澜……这一切都让人相信：全球化势不可挡，用政治课本上的话说：它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我们也惊奇地发现，经过了这十年，城市里有越来越多的别墅，而普通的一套房子，距普通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我们惊奇地发现，出国买衣服和包包，竟然比在国内买更便宜。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教育机构整天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时候，普通孩子比起有些孩子，早已输在了起跑线上。回头再望望遥远的故乡，昔日热闹的蜀国小镇如今已显得有些凋敝，曾经有“小西湖”美誉的小河早已被化工厂严重污染……

世界真的是平的吗？令人心潮澎湃的全球化真的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公平的机会吗？穷人是不是应该自己为自己的贫穷负责？这个世界，究竟是在怎样运行？

黄树东先生这本《大国兴衰》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极好的参考。它把全球化放到200多年来的历史中考察，用大量事实勾勒出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展现了一种学说怎样被精心包装然后推向世界，刻画出这一过程中霸权的更迭——旧帝国怎样从抗拒到无奈谢幕，新帝国怎样从彷徨到坚定崛起。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必然。

同时，他又把大国博弈放到全球化背景下来考察，在全球坐标系中分析中国的机遇与陷阱。书中的观点振聋发聩：全球化体系中，彼此关联的市场所造成的依赖关系并不平等，强者的市场是控制弱者的武器；关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决策，从来都不是在发展中国家或消费市场中做出的；世界决策体系不是更扁平而是更集中，被扁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它们对自身利益的诉求……

在深刻分析之后，作者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富有见地的建议。以至于有的读者说，《货币战争》为我们指出问题，《大国兴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黄树东先生身在美国金融界，书中内容不是臆测和推理，而是多年亲身经历和思考外加大量公开的美国政府文件和第一手资料，因此极具说服力。尽管图书制作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我依然为大家保留了作者长达9页的参考文献，希望为有兴趣的读者按图索骥提供方便，也希望每一位读者读完本书能收获真挚、真知与真相。

曹沁颖

2012年4月6日

再版前言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笔者写这本书则希望通过对过去200多年世界历史的透视，“究兴衰之际，通各国之变，为人间正道立言”。即，通过分析各国兴衰更迭，寻找左右其成败的共同原因；通过分析一国内部利益格局的演变，探究其发展战略变迁的轨迹；通过分析主要历史事件和思潮，为符合历史逻辑的发展方式立言。一国的盛衰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历史现象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由弱到强或由盛而衰的轨迹。希望本书能为读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提供一个宏大的历史坐标；为正确的发展选择提供借鉴。

236年来的路线之争

1776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当时看似无关，但却共同对后来的人类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件是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另一件是缔造美国的人们签署了《独立宣言》。这两件事，在后来的岁月里诱发了关于落后国家发展方式的两种不同路线的争论。概括起来就是：对后起的国家而言，是通过自由贸易发展自己还是通过保护主义发展自己？最初，自由贸易的代表是亚当·斯密，而保护主义的大本营是美国学派。

本书就是围绕这场路线之争来展开这200多年的历史的。

美国立国以后有过激烈的路线之争。最初三十年，美国实施的是自由贸易战略，利用农业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拼命要挤到欧洲的经济体系里去，做一个赶集市贸易的农民。后来，在同大英帝国的较量中，尤其是在1812年战争前后，美国精英痛感自由贸易的危害，转而支持保护主义。从此，两条路线的争论虽然持续存在，但是保护主义在美国逐步占了上风。而内战则摧毁了自由贸易最后和最黑暗的利益堡垒。

美国崛起的历史，犹如一幅宏大的画卷，细节如此庞杂而逻辑如此鲜明。其间，围绕路线之争，利益集团彼此争夺国家发展的方向，演绎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和许多几乎沉船的危机。但是，美国终究成了超级大国。太平洋对岸美国走向霸主的历史，对中国有许多借鉴意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本书第二篇直接开始。

这种关于发展道路的争论，后来被李斯特带到了德国，再后来变成了一场世界范围的争论，至今从未间断。

保护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的。美国的崛起和德国、日本不一样。这三个国家都实施了保护主义。但是，德国和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和原材料缺乏，必须走出去，继而同既有国际秩序发生碰撞，挑战了既有体系，最后失败。而美国幅员辽阔，内部市场广大，资源丰富，保护主义不仅保护了民族工业和科技，还在同大英帝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筑了一道防火墙。美国对世界秩序的改造，是在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后。美国是和平崛起的，而保护主义（门罗主义）是它的保障。

为什么这个防火墙很重要？本书在第一篇中撇开许多价值口号，详细解构了当今世界体系的利益结构和它的基本目的。在这个体系下，简单地融入，要么大量放弃国家利益搞犬儒主义；要么坚持国家利益而面临大规模利益冲突的可能。中国要和平崛起，需要在中国同现有世界体系之间筑一道防火墙，减少中国同不公正的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同时，又要避免滑入全球化陷阱，以自己的财富谋别人的发展。

犬儒主义危害甚大。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精神可以变为物质。有了意志可以从无到有，意志消沉可以从有到无（参见第三章）。而犬儒主义是意志消沉的表现，危害无穷。以日本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牢记以前挑战世界体系的教训，在20世纪80年代，搞了经济上的犬儒主义。为了避免同既有世界体系之间的利益冲突，几乎照单实施了别人提出的改革和经济政策，最终一蹶不振。对这段历史，本书在第四篇中有详细的演绎，并对美国的战略战术有详尽的分析。

我为什么要谈论“主义”？

笔者最早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提倡者。后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所见所闻极大冲击了早期的想法。发现走万里路，做万件事，远胜于躲在象牙塔里。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可以全方位实地观察、体验、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的机会，实在是人生经历的一次跃进。带着关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浪漫幻想走进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国”，相当于一个梦想着风平浪静的游客一下子掉进百慕大的漩涡里。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本书多次谈到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许多读者可能会问，“主义”就那么重要吗？其实，笔者何尝不希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里——在那里我们少谈主义，甚至不谈“主义”，可以把关于“主义”的对话紧锁在书柜的最顶层里。但是，现实生活充满着利益差异和冲突，许多人就把对利益的追求包装在“主义”的外衣里。“主义”就是利益。所谓“主义”之争，路线之争，其实就是利益之争。关键在于争的是什么人的利益，哪个国家的利益。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避免讨论这个主义，可能就是为了推动与之相关的利益格局。当胡适先生提倡不谈主义不争论主义的时候，其真意未必是不谈主义，而是为了维护占支配地位的利益格局，为了避免谈论对这个利益格局的改造。

全球化思潮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思潮的延续。所谓“新”是因为它是在长达90多年的社会改造运动中，尤其是在美国“新政”和二战以后逐步产生和兴起的。人类历史上那场持续90多年的社会改造运动的共同特点是，无论东南西北，无论方式如何，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公平。而全球化思潮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要摧毁那些社会改造运动的成果。这个时代背景和它的针对性，决定了它的“新”。比起“旧”，它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攻击，对社会进步的攻击，对保护主义的攻击，对达成国际公正具体建议的攻击，更加直接而有针对性，更加具体而鲜明，更加激烈而极端。如果说原有的自由主义是右的话，这个“新”的思潮就可能是极右。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参见第二章）。本书的头五章对这个思潮兴起的历史有详细的叙述。这套东西，让日本失去了20年，拉丁美洲失去了20多年，让美国和欧洲正在失去它们的10年，我们一定要警惕。

构建橄榄形社会，需要橄榄型改革

笔者崇尚个人自由、民主和法治。但是，我们不是生活在抽象的世界里。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或有偿的，任何选择和任何行为都需要一定的资源为基础，都有机会成本或直接成本。所以，利益结构是基础。这其实是马克思的方法。一般来讲，那些占有大量资源的集团拥有的自由选择权就比较大。所以，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经济基础。笔者提倡“共同的富裕，公平的自由，普遍的民主，自主的发展，强大的国家”。共同富裕是基础。

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的风险也在加深加剧。主要有二，第一是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第二是出口导向战略的危机。

破解这两个难题的关键在中国内部，就是推动社会公正，调节收入分配，提振内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解决生产过剩，并从利益结构上降低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简而言之，就是要构建橄榄形社会。在橄榄形社会中极端贫困和极端富有者都是少数。构建橄榄形社会需要橄榄型改革。橄榄型改革方略应能达成下面这个目的：它能有力地推动财富和收入向广大的中下层流动，推动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扩大，形成橄榄形的分配结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构建的是金字塔形或撕裂型的利益格局。推动橄榄型改革需要摈弃这些东西。

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代表大私有资本利益的利益集团和代表外国资本利益的利益集团，即人们通常称的权贵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以及非常弱小的中产阶级利益集团和比较广大的下层利益集团。它们当中，哪一个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者呢？当然是那些在改革过程中财富和收入越来越处于相对优势的利益集团。任何一个改革方略都不可能对上述所有的利益集团同等有益。一定要具体分析，谁受益，谁受损，财富向谁流动。

橄榄型改革需要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任何社会，极右和极左都是少数，如果改革被极右和极左绑架，都是国家的不幸。目前，极右就是急剧拉大财富和收入的差异，极左就是想搞绝对平均主义。而广大中下阶层的最大公约数是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我们应当寻求这个最大公约数。它才是橄榄型改革的基础。橄榄型改革其实也是群众路线。相反的例子是有的，20世纪7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发生政变，实施独裁。它们不顾民意，强制性地在国内推动代表大资本和国际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改革，用暴力压制所有不同的声音，把国家导入深渊，最后经历了漫长而普遍的不满和暴动。后来在下层人民的推动下，独裁者们几乎遭到全面清算，经济政策几乎全面左转（参见第三篇）。但是，国家已经饱受劫难。

警惕政策性致贫

任何社会大规模的利益结构变迁，都不是偶然的成功或失误造成的，而是政策选择的结果。全球化是一个政策性致贫的体制，它导致一国之内财富向精英流动，国家之间财富向发达国家流动，制度性地制造着贫穷阶层和贫穷国家。

一国财富的分配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国际进行分配，一个是在国内各阶层之间进行分配，二者交织在一起。中国国民财富的大规模流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是包括发达国家精英集团在内的大多数人都认知的事实。笔者的发现是，国际分配中财富的大量流失与国内的分配不公互为因果——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导致需求不足，内需不足导致出口依赖，特殊的出口导向导致财富流失。这就是我们一直反复强调的、困扰中国经济的“铁三角”，在《中国，你要警惕》一书中有详细阐述。不解决国内分配不公，就无法解决财富的大规模流失。在国际国内两个分配层次都不公平的条件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解决不包容的问题，中国的中下层就不可能摆脱艰难的处境。

本书反对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并以此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它是要把落后当成优势固定下来，让暂时落后的国家，永远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有人说，咱们中国工人的工资低，是比较优势，我们要发扬这种优势，就应该继续实施低工资政策；假如我们提高工人工资就失去了比较优势。这种发展方式从出发点到归宿点，都是低工资。这种低成本竞争战略是贫富悬殊的始作俑者。

实施低成本竞争战略的关键就是能否成功打造低收入洼地。过去，推行私有化和破除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了低收入洼地。私有化的推行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转制以后工人收入大幅度下降，许多中小私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在过去十多年中停滞不前，农民工长期低工资，这些有力地降低了工人的直接工资。而在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的缺乏等，则大幅度降低了二次分配的作用。所有这些，为中国“成功”地打造出了低收入洼地。中国的出口繁荣就建立在这个洼地上。但是，这种“成功和繁荣”却是中下层的“失败和贫困”。（参见第五章和第五篇）

笔者在国际金融体系里摸爬滚打了许多年，亲历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并为许多人曲解邓小平而不平。许多人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各取所需。邓小平是提倡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二者绝对不能割裂。因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另一面，就是让大多数人先（相对地）穷下去。而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邓小平是不能容忍大多数人永远穷下去的。所以，他反复强调最终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才是目的。没有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固化起来，就变成了大多数人永远地穷下去。低成本竞争战略无法实现共同富裕，那些打造低收入洼地的政策措施，比如私有化，只能导致更加严重的贫富悬殊，只能导致内需更加不足，在全球性生产过剩的今天，中国将无法破解出口难题。

本书原名《选择和崛起》，成于经济危机最高峰的2008—2009年之间，带有那个特殊阶段的色彩。几年下来，书中的许多分析和预测，都在现实中演绎着。中国遭遇着出口危机，中国经济不得不转向内需。这为中国实施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提供了历史性机会。中国应当通过关税政策、非关税政策、产业扶持政策、国家采购政策、自主技术标准政策、高标准的准入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等等，扶持和保护核心产业，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收入工作岗位，为创造共同富裕的高收入社会创造必要条件（参见第十八章）。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曹沁颖女士为本书再版所做的大量工作。

曹沁颖女士约我为再版撰写序言。以上文字，记以为序。

黄树东

前言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改变了中国，而且仍在继续改变中国。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性的复兴过程中。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大事，也是改变世界的大事。由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由于中华民族追求国际正义的传统，由于中国巨大的战略潜力，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上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世界上不同的人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持有不同的态度。

国家博弈，利益至上。我们不能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用鲜花和掌声来迎接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华民族不必也不能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人对自己的崛起都拍手欢迎。无论别人欢迎与否，都无法改变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进程；无论中华民族愿意与否，都不能改变别人对中华民族崛起的态度和反应。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只有中华民族自身。

掌握中华民族未来的是中华民族自己。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华民族选择崛起，就是选择了竞争，就是选择了竞争对手。在拳击场上，两强相遇，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对手的精明和强大。

中华民族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洗礼而巍然屹立。几千年的博弈竞争炼就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雄心和意志，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自信。当今世界，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拥有几千年世代相续的历史，拥有连绵不断的文化？中华民族是数千年博弈的强者。在几千年中，中华民族多少次登临绝顶而一小天下；又有多少次穿越惊涛骇浪而青山依旧！

中华民族是历史的强者。中华民族是清醒的强者。我们不想改变别人，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了解别人；我们不害怕崛起道路上遍布陷阱，我们却不能不看清那些陷阱；我们不能选择世界，我们却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不能选择竞争对手，我们却必须看清竞争对手；我们不能选择别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竞争方式，我们却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竞争方式，选择对我们有益的竞争方式。中华民族不害怕竞争，但是却不能按别人要求的方式竞争。中华民族不能把崛起的希望寄托于人，不能将崛起的道路置于对手的掌握之中。

拳击对手之间也有握手言欢的时候。但是，握手言欢不能改变拔拳相向的现实。

按照中华民族今天的战略实力，任何对手都不太可能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但是，中华民族自己的选择却可能加快或延缓自己崛起的过程。中华民族不必太严苛地要求这个世界，然而却不能不严苛地要求自己。

在历史的长河里，兴衰更替，潮涨潮落。一些国家崛起，一些国家衰落。

一个民族崛起的过程不是国际局势自然消长的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奋斗不息的过程。崛起本身具有相对的含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改写着历史的版图，它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实力对比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必然带来的国际规则和利益格局的改变。新强权的崛起就是旧强权的相对衰落。

一个民族崛起的过程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过程。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敢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民族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崛起。

支配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是国家的利益关系。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崛起必然受到既成强权的挑战。现有强权对潜在或崛起的强权总是充满疑虑。这不仅是历史的法则也是利益的原则。所以，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艰苦奋斗的过程。它是数代人孜孜以求艰苦奋斗的结果。一个希望崛起的民族，必须放下包袱，丢掉幻想，直面崛起过程中的各种挑战，敢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

一个国家的崛起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然而归根结底取决于内部因素。有许多国家由于自身的某些原因注定不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也有一些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注定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在选手。但是在国与国竞争的格局下，潜质再好的国家也不能自动地成为世界强国。正如条件再好的运动员也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冠军。

资质优秀的选手不少，但冠军只有一个。

通向冠军的路是残酷的。冠军来自于同对手的竞争，而不是来自于对手的施舍。崛起也是这样。只有敢于争当冠军而又勇于付诸实践的选手才有可能成为冠军。

崛起是强者的游戏。没有一个软弱的民族真正崛起过。对强者而言，有条件要崛起，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崛起。

崛起是智者的游戏。没有一个轻信对手的民族成功过。崛起需要与既存国际秩序妥协，但是妥协界定的崛起必须是公正而持续的崛起。

崛起要广交朋友，善于学习，更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崛起不是照搬现有强权的模式和发展道路。任何模式和道路都根植于特定民族的特点和历史条件。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是注定没有出路的。

学习借鉴必须与自身的国情相结合。学习借鉴不能从一种教条主义走向另一种教条主义。有些人一方面大力破除自己教科书上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又把别人书上的东西奉为新的教条；一方面破除对自己模式的迷信，另一方面又把别人的模式捧为新的迷信。今天中国最大的教条主义，不是我们的教科书，而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是新自由主义，是全球化，是几本西方的《经济学》。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熟读几本西方的书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之路是靠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崛起之路既不存在于别人的书本里，也不存在于别人的建议中。任何善意的建议背后都可能有自身的利益动机或认知误区，而貌似善意的建议背后布满了利益的陷阱。崛起是自己的实践。有些人言必称西方，语必及市场，处处要与国际接轨，其实他们忘了生活的源头在中国，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与自身的国情相结合。学习借鉴不是目的，建立某种模式也不是目的，目的是自身的崛起。

崛起不是简单地变得富一点，不是GDP量的扩张，不是简单的资源输出，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输出。建立在不合理国际分工上的“富裕”，不是中国崛起的道路。富不是强。富而挨打，先进而挨打，乃至丧权辱国，甚至败亡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中外都有。

古罗马亡于野蛮部落，

北宋亡于金，

南宋亡于蒙古，

明亡于清。

罗马的公民社会、罗马的奢靡富有，汴梁的商业繁荣、汴梁的市民文化，西湖的轻歌曼舞、西湖的软语香风，晚明的纸醉金迷、晚明的发达手工，都在强敌的进攻下零落成泥，烟消云散。

谁说只有贫穷才会挨打？

一个软弱而又富有的国家无疑是对强大对手的巨大引诱。一头软弱而肥胖的羊是狼的理想猎物。一个软弱的国家，越富越有可能挨打，越富越胆小，越富越依附。结果是要么服输，要么挨打。这不只是历史的教训。历史的法则也适用于现在和未来。

落后要挨打，贫穷要挨打。富而弱，富而依赖，如果不想做附庸，同样要挨打。

一个强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崛起，包括军事的崛起、经济的崛起和文化的崛起。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军事崛起是经济、文化崛起的前提和保障，经济崛起是军事、文化崛起的基础，而文化崛起的核心则是为强国崛起提供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是意志上的崛起。

价值体系上依附他人，必然导致心理萎靡，意志软弱，自尊丧失。崛起本身是一种进取的战略。照搬别人价值体系的做法与崛起战略格格不入。

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强盛的民族是靠否定自身的历史而崛起的。民族虚无主义托起过哪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有人忙于盘点我们历史上的某些“失误”，但是同样的一批人，却无视英国“羊吃人”、大萧条，以及资本主义的历史由于制度的原因导致了多少人口的非正常减少。这种选择性的盲点，制造着民族的虚无主义，消减着民族的自信。

这种虚无和自卑是一个民族不能走自己的路的真正原因。要崇拜人民自发地、出自内心地崇拜的民族英雄。那些活在人民心中，活在民族记忆中的英雄，才是指引人们的灯塔。

对自信而强大的民族而言，暂时落后并不可怕。一张白纸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关键是要自信自强，把握历史给予的机会。

今天我们就面临这样的机会。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兴衰相替，环环相因。人类历史到了21世纪出现了几十年未有之大变局。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在自身规律的推动下出现了历史性拐点。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阅尽兴废，相承不绝。我们曾经把握住历史提供的机会创造出光辉灿烂的过去，我们怎样才能在今天再次把握历史提供的机会，顺势而搏，调整战略，减少损失，再造辉煌，实现崛起？这是每一个赤诚的炎黄子孙都关心的问题。

在正文开始之前，本人特别申明，本书所表达的内容和观点，纯属作者个人的观察和思考，与作者所任职的机构无关，不代表所在机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