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

东周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变时期，政治局面错综复杂，社会经济急剧变化，争霸战火频仍，学术文化异彩纷呈。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即春秋和战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迁到洛邑，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原来至高无上的周王室走向衰微，各个诸侯国加强军备，图谋霸权，出现所谓的“春秋五霸”。

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十余个诸侯国中齐、楚、燕、韩、赵、魏、秦战事不断，七雄逐鹿。最终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结束战国纷争的割据形势。

春秋五霸

关中地区本来是周王朝政权中心，沃野千里，富庶充裕，但到西周末年，由于受到战争、灾荒和政治斗争的破坏，建都于此的周王室的势力也因此遭到严重削弱，迁都已势在必行，于是周平王依靠晋、郑两国诸侯的帮助，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周东迁后，占据今陕西东部和河南中部地区。但这些领土逐渐被秦、虢等国吞没，后来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周已失去号令诸侯的权力，各地诸侯也不再定期向周天子述职和纳贡，王室收入锐减。反过来周王室经常向诸侯求助财物，昔日的王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与普通小国无异。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兴师伐郑，结果被打得惨败，郑庄公用箭射伤周王肩膀，从此周王再不敢用武力制约诸侯。

西周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

由于周王室的衰弱，四方诸侯各自为政，未能形成统一的政治核心，各诸侯国势必会展开军事竞争，以各种形式夺取霸主的地位。因此可以说，强国争霸是春秋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霸主”是指当时诸侯中的主宰力量。“春秋五霸”就是5位取代周天子向其他诸侯发号施令的君主。虽然许多人习惯于说“春秋五霸”，但事实上，春秋数百年间追求并达到霸主地位的君主又何止5位，像齐桓公等人只是其中最著名的几个代表而已。并且由于论者取舍标准的差别，“春秋五霸”所指的是哪5位国君也有不尽相同的说法。赵岐注《孟子·告子下》以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为五霸；《荀子·王霸》则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霸。

齐桓公首霸

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在今山东省。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太公姜尚受封于齐，建国于营丘（今山东昌东东南），后来迁都到临淄（今山东临淄）。早年间齐国“少五谷而人民寡”，从太公开始齐国重视发展鱼盐工商，使得齐地“人物辐凑”。至春秋初年，齐国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傲然屹立于崤山以东。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即位，任用管仲进行改革。管仲（？~前645），名夷吾，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政治家。他先前辅佐公子纠，桓公与公子纠争夺王位时，管仲曾用箭射伤桓公，桓公取得君位后，不计前嫌，慨然拜管仲为相，执掌国政。管仲政治上推行国、野分治的制度，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各居其所；经济上采取“无夺其时”、“相地衰征”等许多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使齐迅速国富兵强，从而为以后开创霸业积聚起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历史也由此揭开春秋五霸争雄的壮阔惨烈的画卷。

为配合称霸的需要，管仲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就是安定周王室，维护正统；“攘夷”就是北阻戎狄、南却强楚，保卫中原较弱的诸侯国。首先，周王室虽日益衰微，但周朝长期的统治使各地诸侯形成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的传统思想，周王室仍具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骤然取而代之，必然树敌过多。其次，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少数民族，乘着中原诸侯纷争的局面，经常向某些较弱诸侯国发动进攻，哪个诸侯国能制止少数民族的进攻，就能受到拥戴，便自然地成为霸主。所以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能够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

公元前664年，北方的山戎进攻燕国，燕庄公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自率军北征，击败山戎，解救燕国。桓公回国时，燕庄公热情相送，不觉中进入齐国境内。桓公察觉后，以周王关于诸侯相送不能出国境的规定，就地划沟，将沟北的土地送给燕国。燕庄公感动得热泪盈眶，迅速加入以齐为首的政治集团。公元前661年，北狄进攻邢国（今河北邢台），齐恒公纠集齐、宋、曹三国军队救邢。次年，北狄又攻破卫国（今河南淇县），卫仅剩遗民5000余人。接着，北狄于公元前659年再举攻破邢国。齐恒公“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齐桓公因而名声大振，各诸侯国云集响应，竞相归附，与齐结盟。

齐桓公崛起后，原本附属楚国的许多诸侯国都转向齐，这使楚国颇为气恼，于是连年进攻郑国，作为报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鲁、宋、陈、卫等国军队击溃追随楚的蔡国，遂进而伐楚，指责楚国不向周王室纳贡，迫使楚国承认错误。最后两国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会盟。

这次讨伐，齐虽未胜，但使楚的北进计划受到阻挠。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今河南兰考）会盟，周王室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齐桓公在位期间多次召集诸侯会盟，先后灭掉30多个小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晋文公的霸业

晋是周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叔虞子燮改国号为晋，建都于翼（今山西翼城）。《左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由于晋国是“表里山河”，虽有易守难攻的优势，但对晋和中原的交往不利。春秋初年的晋国，实力较弱，其疆域仅包括今晋南和汾、浍地区。至献公时，晋国发展成为北方的强国，开始与中原诸侯会盟，已经初步积累起向外争霸的潜在能力。

春秋争霸中，真正接替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名重耳（前636~前628年在位）素有贤名，曾因内乱而在外流亡19年，先后流落齐、宋和楚地，备尝艰难险阻，最后与秦结好，登上君位，时年已62岁。他重用赵衰、狐偃等人，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为称霸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公称霸主要是由两件事奠定的。一是“勤王”，文公即位初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其庶弟王子带赶出都城，流亡逃难。次年，文公出兵平乱，护送襄王归国。通过这次兴兵勤王，晋文公除得到4座城池作为赏赐外，还有助于提升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二是“城濮之战”。公元前633年，楚围攻宋国，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避开楚军的锋芒，未开战前，主动“退避三舍”（古制三十里为一舍）。最后晋联合秦、齐、宋，出兵车700乘，在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镇）重创楚军。

战后，晋文公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盟约规定：“皆奖王室，无相害也。”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晋国正式成为中原的新任霸主。

孟子说《春秋》是“其事则齐桓、晋文”。但桓公死后，齐国霸主地位紧随着就宣告结束，而晋文公和他的后继者将晋国的霸业时断时续的维持到春秋末期，所谓“晋国，天下莫强焉”。

秦穆公霸西戎

秦本嬴姓，原是东方部落，周初迁到今甘肃天水附近。直到东周时秦才被周王室认可为诸侯国，原因是秦襄王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秦原来居于今陇东，后占据岐西，德公始迁至雍（今陕西凤翔），到穆公时逐渐强大，开始向晋文公的霸业提出挑战，展开争霸活动。

秦、晋通过联姻，关系密切，但因两国接壤也常有矛盾。晋文公死后，秦穆公乘晋丧而派兵东向袭郑，但被商人弦高所骗，误以为郑有备而退回，行经崤（今河南渑池、洛宁）遭晋伏击，全军覆没，主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俘。其后数年间，秦、晋时有战事，由于实力不如晋，秦屡与晋战，都难以占到便宜。同时，晋国占领着秦国东进要塞-桃林塞，即后来的函谷关，于是秦穆公转而向西，吞并戎狄部族，壮大实力。史称穆公“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

当然，秦穆公并未真正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他的霸主效力仅限于西戎地区。与东方各国相比，秦国社会要落后和野蛮得多，秦穆公死时就用177人为他殉葬，就连号称子车氏“三良”的奄息、仲行和虎都在殉葬之列。终春秋世，穆公以后至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再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有过上佳的表现。

楚庄王问鼎中原

楚是江、汉流域的蛮族国家，传说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西周时主要活动在丹阳（今湖北秭归）地区，公元前689年，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后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强盛起来。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伐郑。

当时郑为楚的仆从国，楚出兵救郑与宋军战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宋军本可以乘楚军渡河和阵列混乱的时候击败楚军，但宋襄公不知乱世尚力，拘泥“古道”，硬是要楚军渡过河摆好阵势后才开战，结果贻误战机，宋军惨败，宋襄公愚昧迂腐的“仁义”争霸成为千古笑柄。可见，这时的楚国已能与北方的强国相抗衡。

到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时，任用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尤为强盛，开始北进称霸。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攻打陆浑戎，至伊洛地带，观兵于周疆，周定王被迫派人前去慰劳，庄王竟询问起象征王权的九鼎的大小轻重，俨然有灭周的野心和架势。从中也可以看出，齐桓、晋文“尊王”和“勤王”的旗帜已经倒下，取代它的将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和名正言顺的杀伐。

公元前598年，楚围攻郑，晋出兵救郑。次年，晋、楚军战于（今河南荥阳北），结果晋军惨败，狼狈逃走。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公元前594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韩非子·有度》曰：“荆（荆即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国语·楚语上》称楚国“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

随着晋的中衰，齐国逐渐疏远晋，并时常对鲁、卫用兵。

公元前589年，鲁、卫向晋国求兵，晋出兵与齐军战于（今山东济南西），齐师败绩，晋国重新增强在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这以后晋、楚两强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到公元前576年，楚攻郑、卫，次年晋以郑附于楚为借口而伐郑。郑向楚求援，楚恭王率军救郑，晋、楚两军在鄢陵展开战斗，结果楚军败退。公元前571年，晋悼公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逼郑，使郑背楚向晋。这时晋的势力略胜于楚，晋悼公复霸成功，但晋也已开始走下坡路，中原争霸接近尾声。

吴、越争霸

面对战争给人民和弱国带来的灾难，公元前546年，宋国向戌提出“弭兵”的建议，即建议各诸侯国间停止战争。

晋、楚、齐、秦四强表示同意，规定：晋、楚的仆从国必须交相见，就是说既要朝晋又须朝楚，同时承认晋、楚为霸主，出现霸业由两强平分的局面。接下来的40年，中原各国间军事冲突较以往明显减少，争霸的战场转移到东南吴、越地区。

吴、越地处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春秋初期和中原地区交往较少。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两国逐渐发展，开始复制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镜头。

公元前514年，阖闾登上吴国王位，重用逃亡到吴国的原楚国贵族伍员（即伍子胥）和齐国的孙武，改革内政，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扩充军队，加强战备，制定“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楚国为联合越国挟制吴国，积极扶植越王允常。公元前510年，吴国进攻越国，两国也就此展开长期的争霸拉锯战。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军攻进楚都郢。次年春天，越王允常乘吴国内空虚，出兵袭击吴都姑苏，阖闾急忙抽兵回救，迫使允常撤兵。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死，吴王遂乘勾践新立的机会，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吴师败绩。越大夫灵姑浮戈击阖闾，阖闾伤重不治而亡。子夫差即位后立志复仇，命人每天提醒他：“你是否忘记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恨？”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兴兵败越，占领越都。勾践采纳范蠡提出屈辱求全的建议，表示愿意臣服吴国，并用珍宝美女贿赂吴太宰伯，要他从中斡旋。睿智的伍子胥看出越国君臣卑辞厚礼背后所隐藏的灭吴野心，坚决主张彻底灭越，但夫差急于北上同齐争霸，认为越国已不足为患，便答应越国议和，率军回国。孰不知放虎归山，实为不智！

勾践带着范蠡等人给夫差当奴仆，忍辱含垢，历尽艰辛。

勾践甚至亲自为夫差牵马，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3年后被释放回国。勾践归国后，知耻而后勇，“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选贤纳谏，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他还推行“结齐、亲楚、附晋、厚吴”的方针，向夫差进献美女西施、郑旦，同时用重金收买吴臣。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积累下灭吴的实力。

公元前482年夫差自率精兵3万空国远征，北上会盟争霸，只剩下老弱病残1万人留守姑苏，勾践趁机挥师进入姑苏。这时夫差正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当霸主，听说越军袭击姑苏，惟恐影响争霸，连杀7名来报告军情的使者以封锁这个不利消息，勉强当上霸主，然后急忙回国向越求和。

公元前473年，勾践大举伐吴，围困姑苏时达3年，夫差企图仿效勾践当年的故伎，卑辞求和，然勾践却非20年前的夫差，没有重蹈夫差的覆辙。为免纵敌贻患，他断然拒绝夫差的请求，夫差绝望自杀，吴国灭亡。

夫差的悲剧并未给后世的枭雄以足够的警戒，相似的历史在两个半世纪后再次发生，当然那时主角已变为西楚霸王项羽。越挟灭吴的余威，渡淮北上，与诸侯会盟，成为春秋的末霸。

《孟子·尽心下》说“春秋无义战”。的确，据史书记载，春秋近300年的时间内，被灭掉的诸侯国达50多个，战事近500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450余次。诸侯争霸使得整个国家兵连祸接，给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引起众多弱国的厌倦。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无义战”是有道理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战争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同族属间的接触与融合，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暴行和灾难，但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

战国七雄

向戌弭兵后，中原地区晋、楚两集团间的战争暂时缓和，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相应的变化，各国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突出。最重要的是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膨胀，部分诸侯王的权力逐渐下移到贵族、大夫的手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各国的卿大夫成为实际的掌权者。这些掌握大权的卿大夫进而取代原来的诸侯王，这是主弱臣强经常演绎的历史结局。

七雄并立局势的形成

春秋末年，晋国由于内部斗争，卿大夫只剩下6家。这6家互相兼并，争夺财富，壮大势力，最后仅存韩、魏、赵三氏。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到公元前368年，三家再将晋君仅有的零星土地瓜分掉，这个西周初年唐叔虞受封的晋国从此消失，史称“三家分晋”。韩、魏、赵三家原是晋的三家卿大夫，所以统称三晋。

齐国在春秋早期由国、高、崔、庆4家掌权。到齐庄公时，田氏逐渐得势。景公时，田氏采用小斗进、大斗出的方法笼络民心，招揽民众。景公死后，田乞为相，田氏从此专政。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册封田和为齐侯。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田氏在齐国的统治完全确立。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看似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但如果把它放在当时整个历史环境中观察，它其实是春秋战国间新兴封建势力取代旧势力的缩影。

随着韩、魏、赵、齐在母国的躯体上建立起来，再加上仍旧活跃着的秦、楚和燕，战国七雄并立的局势正式形成。

当时的列国形势是齐在东，楚位南，秦偏西，燕靠东北，韩、魏、赵居中。

各国的变法运动

战国前期，各国相继掀起变法活动，来达到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的目的。其中较著名的有魏国李悝变法、韩国申不害改革、齐国邹忌改革、楚国吴起变法和秦国商鞅变法。

三晋是法家的发祥地，战国时期遍布各国的变法运动也从这里拉开序幕。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开启战国时期招贤养士的风气。他任用李悝变法。李悝变法主要是“尽地力之教”，就是最高限度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内容包括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等。当然，李悝变法最具影响的是撰成《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是春秋以来各国立法的集中体现。《法经》共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共6篇，这部曾为“商君受之以相秦”的法典，是秦汉以来封建立法的滥觞，成为以后历朝制定法律的蓝本。通过李悝变法，魏国“强匡天下，威行四邻”，成为战国前期最强盛的国家。

魏国开启各国变法的先河，而秦国的商鞅变法无疑是最为彻底和成功的典型。

春秋时期，尽管秦霸西戎，但与晋、楚相比，秦的政治、经济、文化要落后得多。秦孝公时，秦国内部宗族经常发生械斗，外部受到楚、魏两国的侵迫。东方各国都视秦为戎狄，拒绝与秦会盟，面对这种耻辱和难堪，好强的孝公甚至作出以半壁江山相谢的承诺，只求有人能够助他变法图强。商鞅闻讯后，便匆忙离开故土魏国，赶到秦国，辅佐孝公变法。

公元前356年起，商鞅两次下变法令，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以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按军功大小授予爵位，打破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新的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势力；废除分封制、建立县制、编制户口、“什伍连坐”，实行中央集权，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发展社会经济；“平斗桶、权衡、丈尺”颁布标准度量衡器，方便税收和交换，加强集权制度；“燔诗书而明法令”，加强思想统治。

秦推行新法18年，国家日益富强。司马迁说，商鞅变法后，“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曾经忍辱负重的孝公因商鞅变法有功，便封他15邑，号为商君。商鞅变法带给秦国的除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发展外，还有那支虎狼般勇猛和残忍的军队，因为杀敌立功、斩敌首级就意味着能够得到奖赏和晋爵，对普通百姓来说，至少也应该可以摆脱贫困。公元前354年，秦夺取了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公元前352年，商鞅率兵攻取安邑（今山西夏县）；公元前340年，商鞅俘虏魏将公子而战胜魏军。但商鞅的新法令和旧贵族的利益是有抵触的，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文王即位，商鞅被杀。但商鞅变法的成果仍沿袭下来，为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注定是要带上点悲壮的色彩，新事物的诞生都要经历分娩前的阵痛。其时为变法流血的非止商鞅，和他命运雷同的还有他的魏国同乡吴起，后者在楚国变法成功后也惨遭旧贵族的杀害。

战国初年，楚兵弱国穷，曾两次受到三晋的进攻，后来给秦国送去厚礼，才由秦国出面调停议和。楚悼王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任用吴起作令尹，主持变法。当时楚旧贵族势力猖狂，吴起的改革便先从摧毁限制旧贵族、改变世袭的分封制着手，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将这些旧贵族迁徙到边远地区开发荒地；整顿官场歪风，裁汰无能的官员。楚经吴起变法，逐渐强盛起来。吴起曾“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但改革仅进行1年，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于悼王丧所。楚肃王即位，便以伤害悼王尸体的罪名惩冶旧贵族，“夷宗死者七十余家”使楚国旧贵族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

“秦王扫六合”

从秦孝公到秦王政的100多年间，秦国力日臻强盛，军队组织完善，士卒勇猛，车骑雄盛，军队的战斗力远非其他六国可比。同时秦采用范睢远交近攻的军事策略，逐渐蚕食其他六国。史书记载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地理位置优越，进可攻，退可守。而这时山东六国统治集团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政局混乱。所以，秦国顺其自然地承担起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

秦国向东发展，首先遇到的就是三晋。公元前333~前328年，秦接连打败魏军，魏被迫割地求和。六国面对强秦的威胁，魏、赵、韩、燕、楚联合抗秦，称作“合纵”，结果被秦挫败。接下来的几年中，秦多次对三晋展开进攻，都以胜利而告终。公元前312年，秦战胜楚军，灭掉了蜀，实力更加壮大。到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白起打得楚国溃不成军，占领楚国大片土地。

战国晚期，赵国成为仅次于秦、齐的军事强国。公元前260年，秦、赵为争夺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市），展开长平（今山西高平）之战，赵军大败投降，秦坑杀赵军40余万人。

次年，秦军乘胜进攻赵国都城邯郸，后来其他几国出兵相救，才使赵国转危为安，但实力已经受到严重削弱。

秦从孝公、惠文王开始向东进攻，取得不少胜利，到昭王时，已经基本奠定统一六国的基础。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开始亲政，由李斯、尉缭等人从旁谋划，采取分化瓦解敌国策略，先弱后强、先近后远逐个消灭六国。

秦先灭韩于公元前230年，俘虏韩王安，接着举兵攻赵。秦将王翦率兵包围邯郸，公元前228年，俘虏赵王迁，赵国亡。公元前226年，秦以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为借口，兴师伐燕，后俘获燕王喜，燕国遂灭。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引河水灌魏都大梁，大梁城坏，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60万人破楚军，掳获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

公元前221年，秦从燕地发兵，攻克临淄，俘虏齐王田建，齐国遂亡。“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至此，秦扫灭六国，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