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改革实情 第一章 康有为响用始末

孟子日：“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信哉言乎？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自光绪十四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及乙未之役，复至京师。将有所陈，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士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书中言改革之条理甚详。既上，皇上嘉许，命阁臣钞录副本三分，以一分呈西后，以一分留乾清宫南窗，以备乙览，以一分发各省督抚会议。康有为之初承宸眷，实自此始，时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也。

五月，康有为复上书言变法之先后次第，盖前书仅言其条理，未及下手之法也。是时守旧大臣，已有妒嫉康之心，复阻格不为代奏。于时师傅翁同龢，兼直军机，性行忠纯，学问极博。至甲午败后，知西法不能不用，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见康之书大惊服。时翁与康尚未识面，先是康有为于十四年奏言日人变法自强，将规朝鲜及辽台，及甲午大验，翁同龢乃悔当时不用康有为言，面谢之。后乃就见康商搉治法，康有为极陈列国并争、非改革不能立国之理，翁反覆询诘，乃益豁然。索康所著之书，自是翁议论专主变法，比前若两人焉。翁者皇上二十年之师傅，最见信用者也。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启沃皇上。于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其年六月，翁与皇上决议拟下诏勅十二道，布维新之令，既而为西后所觉察。乃撤翁毓庆宫行走，面皇上信用之汪鸣銮、长麟等皆褫革，自是变法之议中止。而康亦出都南归，复游历讲学于江南、上海、广东、广西、浙江之间。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德人占踞胶州之事起，康驰赴北京，上书极陈事变之急，其书曰：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请代奏事，窃自马江败后，法人据越南，职于此时隐忧时事，妄有条陈，发俄日之谋，指朝鲜之患，以为若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已而东师大辱，遂有割台赔款之事，于是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图保疆圉，妄谓及今为之，犹可补牢。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时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致。后欲悔改，不可收拾，虽有善者，无如之何？危言狂论，冒犯刑诛，荷蒙皇上天地之量，俛采刍荛，下疆臣施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职诚感激圣明，绩有陈论，格未得达。旋即告归。

去国二年，侧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抚膺，闭门泣血。顷果有德人强据胶州之事，要索条款，外廷虽不得其详，职从海上来，阅外国报，有革李秉衡索山东铁路、矿务，传闻章高元及知县，已为所掳。德人修造炮台、兵房，进据即墨，并闻德王胞弟亲统兵来。俄日屯买吾米各七百万。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职诚不料昔时忧危之论，仓猝遽验于目前，更不料盈廷缄默之风，沉痼更深于昔日。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用敢万里浮海，再诣阙廷，竭尽愚诚，惟皇上自垂览而采择焉。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讬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此尚虚声，请言实践，俄、德、法何事而订密约，英、日何事而订深交。

土希之役，渚国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战舰之数，诸国何以竞厚兵而相持，号于众曰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文其言日：保教保商，则其垂涎于地利可想。英国《太晤士报》论德国胶事，处置中国，极其得宜。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耽耽，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卫，主者屡经抢掠，高卧不醒，守者袖手熟视，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脔，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人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

教堂遍地，无刻不可启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公卿督抚，彼且将制其死命。鞭笞亲贵，奴隶重臣，囚奴士夫，蹂践民庶，甚则如土耳其之幽废国主，如高丽之祸及君后，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后此数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无解免，然其他事，职犹可先言之。若变辱非常，则不惟辍简而不忍著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处小朝廷而求活，则胡铨所羞，待焚京邑而忧惶，则董遇所鄙。此则职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于言者也。夫谓皇上无发愤之心，诸臣无忧国之意，坐以待毙，岂不宜然。然伏观皇上发愤之心，昭于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贤士大夫，忧国之诚，癯颜黑色。亦且暴著于人，顾日言自强，而弱日甚，日思防乱，而乱日深者何哉？盖南辕而北辙，永无税驾之时，缘木而求鱼，决无得鱼之日，职请质言其病，并粗举治病之方。

仲虺之诰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药杂投，不知变症，而旧方犹守，其加危笃固也。职请以仲虺之说明之，欧洲大国，岁人数千万万，练兵数百万，铁船数百艘，新艺新器岁出数千，新法新书岁出数万，农、工、商、兵、士皆专学，妇女童孺，人尽知书。而吾岁人七千万，偿款乃二万万，则财弱。练兵、铁舰无一，则兵弱。无新艺、新器之出，则艺弱。兵不识字，士不知兵，商无学，农无术，则民智弱。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以当东西十余新造之强邻，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势也。此仲虺兼弱之说可畏也。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列国竞进，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厘难隐。故管子曰：国之存亡，邻国有焉。众治而己独乱，国非其国也，众合而己独孤，国非其国也。

顷闻中朝诸臣，狃承平台阁之习，袭簿书期会之常，犹复以尊王攘夷，施之敌国，拘文牵例，以应外人，屡开笑资，为人口实，譬凌寒而衣绤，当涉川而策高车，纳侮招尤，莫此为甚。咸同之时，既以昧不知变而屡挫矣，法日之事，又以昧不知变而有今日矣。皇上堂陛尊崇，既与臣民隔绝，恭亲王以藩邸议政，亦与士夫不亲，吾有四万万人民，而执政行权，能通于上者，不过公卿台谏督抚百人而已。自余百僚万数，无由上达，等于无有。而公卿台谏督抚，皆循资格而致，既已裹足未出外国游历，又以贵倨未近通人讲求。至西政新书，多出近岁，诸臣类皆咸同旧学。当时未有，年老精衰，政事丛杂，未暇更新考求，或竞不知万国情状。

其蔽于耳目，狃于旧说，以同自证，以习自安，故贤者心思智虑，无非一统之旧说，愚者骄倨自喜，实便其尸位之私图，有以分裂之说来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权之谋密闻者，瞢然不察也。语新法之可以兴利，则嗔目而诘难。语变政之可以自强，则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称历朝之成法，悚然听之者，盖十而六七矣。迂儒帖括，诩正学之昌言，瞿然从之者又十而八九矣。无一事能究其本原，无一法能穷其利弊，即聋从昧，国皆失目，而各国游历之人，传教之士，察我形胜，测我盈虚，言财政详于度支之司，谈物产精于商局之册，论内政或较深于朝报，陈民隐或更切于奏章。举以相质，动形窘屈，郑昭宋聋，一以免患，一以召祸。况各国竞骛于聪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暗。将以求免，不亦难乎？此而望其尽扫旧弊，力行新政，必不可得，积重难返，良有所因，夜行无烛，瞎马临池，今日大患，莫大于昧。故国是未定，士气不昌，外交不亲，内治不举，所闻日孤，有援难恃。其病皆在于此，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说可惧也。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

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今岁广西全州、灌阳、兴安、东兰、那地、泗城，电白已见告矣。匪以教为仇雠，教以匪为口实，各连枝党，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况潢池盗弄之余，彼西人且将藉口兴师，为我定乱。国初戡流贼而定都京邑，俄人逐回匪而占踞伊犁，兵家形势，中外同揆。覆车之辙，可为殷鉴。此仲虺所谓取乱者可惧也。

有亡于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而一旦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据其海陆形胜之地，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欧洲数强国，默操成算，纵横寰宇，以取各国。殷鉴具存，覆车可验，当此主忧臣辱之日，职亦何忍为伤心刺耳之谈。顾见举朝上下，相顾嗟呀，咸识沦亡，不待中智，群居叹息，束手待毙。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壮出门而狼顾。并至言路结舌，强臣低首，不惟大异于甲申，亦且迥殊于甲午。无有结缨誓骨，慷慨图存者。生机已尽，暮色惨凄，气象如此，可骇可悯，此真自古所无之事，夫至于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为欧洲之奴隶，听其犬羊之刲缚。哀莫大于心死，病莫重于痹痨，欲陨之叶，不假于疾风，将萎之华，不劳于触手，先亡已形。此仲虺所谓侮亡之说尤可痛也。然原中朝敢于不畏分割，不惮死亡者，虽出于昧，亦由误于有恃焉。夫欲托庇强邻，藉为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则掎角成势，彼乃辅车，若我为附枝，则卧榻之侧，岂容鼾睡。齐王建终伤松柏，李后主终坐牵机。且泰西兵事，决胜乃战，一旦败绩，国可破灭。

俄、德力均，岂肯为我用兵，或败大局哉？此又中智以下咸知难恃者也。如以泰西分割亚洲，连难互忌，气势甚缓，突厥频割大藩，尚延残喘，波斯尽去权利，犹存旧封，中国幅员广袤，从容分割，缓缓支持，可历年所，执政之人，皆巳耄老，冀幸一身可免，听其贻祸将来。然突厥之回教，专笃悍强，西人所畏，吾则民教柔脆而枯朽，波斯之国主，纡尊游历西国尽遍，吾虽亲王宰相，闭户而潜修，分局早定，民心已变，瑞典使臣之奔告，各国新报之张皇，亚洲旧国，近数年间，岁有剪灭，近且殆尽，何不取鉴之？祸起旦夕，毕命尽丧，而谓可延年载，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盗铃，至愚自欺之术也。譬巨室失火，不操水呼救，而幸火未至，入室窃宝，屋烬身焚，同归于尽而已。故职窃谓诸臣即不为忠君爱国计，亦当自为身谋也。皇上远观晋宋，近考突厥，上承宗庙，孝事皇太后。即不为天下计，独不计及宋世谢后签名降表，徽钦移徙五国之事耶？近者诸臣泄泄，言路钳口，且默窥朝旨，一切讳言，及事一来，相与惶恐，至于主辱臣死，虽粉身灰骨，天下去矣，何补于事，不早图内治，而十数王大臣俯首于外交，岂惟束手，徒增耻辱而已。不豫修于平时，一旦临警，张皇而求请，岂能弥缝，徒增赔割而已。

故胶警之来，不在今日之难于对付，而在向者之不发愤自强也。势弱至此，岂复能进而折冲，惟有急于退而结网，职不避斧钺，屡有所陈，今日亦不敢言自保，言图存而已。亦不敢言图存，即为偏安之谋，亦须早定规模已耳，殷忧所以启圣，外患所以兴邦。不胜大愿，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小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分遣亲王大甩及俊才出洋，其未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政，统算地产人工，以筹岁计豫算，察阅万国得失，以求进步改良。

罢去旧例，以济时宜，大借洋款，以举庶政。若诏旨一下，天下雷动，上气奋跃，海内耸望。然后破资格以励人材，厚俸禄以养廉耻，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材。悬清秩功牌，以奖新艺新器之能，创农政商学，以为阜财富民之本。改定地方新法，推行保民仁政，若卫生济贫，洁监狱，免酷刑，修道路，设巡捕，整市场，铸钞币，创邮船，徙贫民，开矿学，保民险，重烟税，罢厘征，以铁路为通，以兵船为护。夫如是则庶政尽举，民心知戴。但天下人心离散，当日有恩意慰抚，以团其情，志士之志气劣弱，当激以强健豪侠，以壮其气。然后尽变民兵，令每省三万人，而加之训练，大购铁舰，须沿海数十艘，而习以海战。

诏令日下，百举维新，诚意谆恳，明旨峻切，料所有新政诏书，虽未推行，德人闻之，便当退舍。但各国兵机已动，会议已纷，宜急派才望素重，文臣辩士，分游各国，结其议员，自开新报之馆，商保太平之局，散布论议，耸动英、日，职以为用此对付，或可缓兵。然后雷厉风行，力推新政，三月而政体略举，期年而规模有成，海内回首，外国耸听矣。皇上发奋为雄，励精图治，于中国何有焉。论者谓病入膏肓，虽和缓扁鹊不能救，火燃眉睫，虽焦头烂额不为功。天运至此，无可挽回，况普国变法而法人禁之，毕士马克作内政而后立，美国制造铁炮，而英入禁之。华盛顿托荒岛而后成，近者英人有禁止出售机器于我之说，俄、法欲据我海关、铁路、矿务、银行、练兵之权，虽欲变法，虑掣我之肘，职窃以为不然。少康以一成一旅而光复旧物，华盛顿无一民尺土，而保全美国。况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哉。顾视皇上志愿何如耳，若皇上赫然发愤，虽未能遽转弱而为强，而仓猝可图存于亡。虽未能囚败以成功，而俄顷可转乱为治。职犹有三策以待皇上决择焉。

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此谈经济者异口而同词，亦老于交涉之劳臣所百虑而莫易，顾革故鼎新，事有缓急。因时审势，道备刚柔，其条目之散见者，当世之士能言之。职前岁已条陈之，今不敢泛举，请言其要者。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昔彼得为欧洲所摈，易装游法，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视东方。此二国者，其始遭削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

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闻皇上垂意外交，披及西学，使臣游记，泰西纂述，并经乙览，不废刍荛。若西人所著之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尤为得要，且于俄、日二主之事，颇有发明，皇上若俯采远人，法此二国，诚令译署进此书，岁余披阅。职尚有日本变政之次第，若承垂采，当写进呈，皇上劳精厉意讲之于上，枢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权衡在握，施行自易，起衰振靡，警瞆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外者，风声所播，海内慑耸。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盖遇昧者其胆豪，见明者则气怯，且虑我地大人众，一旦自强，则报复更烈，非皇上洞悉敌情，无以折冲樽俎，然非皇上采法、俄、日，亦不能为灭下雄也。其第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六部九卿诸司百执，自有才贤，咸可咨问，若内政之枢垣，外政之译署，司计之户部，司法之刑曹，议论之台谏翰林尤为要剧。宜精选长贰，逐日召见，虚己请求，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若者当先，若者当后。

谋议既定，次第施行，期年三月，成效必睹。其第三策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夫直省以朝廷为腹心，朝廷以行省为手足。同治以前督抚权重，外人犹有忌我之心，近岁督抚权轻，外人之藐我益甚。朝廷苟志存通变，宜通饬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或通力合作，或专力致精，取用新法，行以实政，目前不妨略异。三年要可大同，宽其文法，严为督厉，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之，要以三年，期使各省均有新法之练兵数千，新法之税款数万，制造之局数处，五金之矿数区，学校增设若干，道路通治若干，粗定课程，以为条格。如此则百废具举，万象更新，销萌建威，必有所济。我世宗宪皇帝注意督抚，而政举兵强。

我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委重督抚，而中兴奏绩，重内轻外之说，帖括陈言，非救时至论也。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惟皇上择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发愤与否，在于此时。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一切不行，则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刲，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圈牢羊豕，宰割随时，一旦脔割，亦固其所。职上为君国，下为身家，苦心忧思，虑不能免，明知疏逖，岂敢冒越，但栋折榱坏，同受倾压，心所谓危，急何能择。若皇上少采其言，发奋维新，或可图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职虽以狂言获罪，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否则沼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瞻望宫阙，忧思愤盈，泪尽血竭，不复有云，冒犯圣听，不胜战栗屏营之至，伏维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书上，工部大臣恶其伉直，不为代奏，然京师一时传钞，海上刊刻，诸大臣士人共见之，莫不嗟悚，有给事中高燮曾者，见其书叹其忠，乃抗疏荐之，请皇上召见。皇上将如所请，恭亲王进谏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皇上不得已，正月初三日遂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署进呈。于是其书卒得达，皇上览之，肃然动容，指篇中求为长安布农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而语军机大臣曰：“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叹息者久之，康之此书，以去年十一月上于工部，至今年五月始得达御览。皇上乃命总署诸臣，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并宣取康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传》等书，而翁同龢复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自此倾心向用矣。上命康有为具折上言，正月初八日康有为上疏统筹全局。其疏日：

工部主事臣康有为跪奏，为国势危迫，分割洊至，请及时变法，定国是而筹大计。恭折仰祈圣鉴事，窃顷者德人割据胶州，俄人窃伺旅、大，诸国环伺，岌岌待亡。自甲午和议成后，臣累上书，极陈时危，力请变法，格未得达，旋即告归，土室抚膺，闭门泣血，未及三年，遂有兹变。臣万里浮海，再诣阙廷，荷蒙皇上不弃刍荛，特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传询，问以大计，复命具折上陈，并宣取臣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进呈御览。此盖历朝未有之异数，而大圣人采及葑菲之盛德也。臣愚何人，受此殊遇，遭际时艰，敢不竭尽其愚，以备采择。臣闻方今大地守旧之国，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

有次第胁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兰是也。有尽取其利权一举而亡之者，缅甸是也。有尽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权而后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权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无士、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容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后此之变，臣不忍言。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矣。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皇上与诸臣审知其病之所源，则救病之方，即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耶而沦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于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

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虽然，欲变法矣，而国是未定，众论不一，何从而能舍旧图新哉？夫国之有是，犹船之有舵，方之有针，所以决一国之趋向，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若针之子午未定，舵之东西游移，则徘徊莫适，伥伥何之？行者不知所从，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极，以此而驾横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适遭风沙大雾之交加，安有不沉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变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挠之，才士言之，而群僚攻之，不以为用夷变夏，则以为变乱祖制，谣谤并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变法之有效，犹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皇上既审时势之不能不变，知旧法之不能不除，臣请皇上断自圣心，先定国是而已。国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轻重刚柔缓急不同，其规模条理纲领节目大异，稍有乖误，亦无成功。臣愚尝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与今既远，臣愿皇上日读《孟子》，师其爱民之心，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国与统一迥异，臣愿皇上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共和，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书佳画，黑迹尚存，而易于临摹。如宫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铺设，则莫如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矣。日本之始也，其守旧攘夷与我同，其幕府封建与我异，其国君守府，变法更难，然而成功甚速者，则以变法之始，趋向之方针定，措施之条理得也。

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其誓文在决万几于公论，采万国之良法，协国民之同心，无分种族，一上下之议论，无论藩庶，令群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从，于是国是定，而议论一矣。召天下之征士、贡士，咸上书于对策所，五日一见，称旨者擢用，于是下情通而群才进矣。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搉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强，效原于此。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黾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厉众志，一定舆论。

设上书所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僚言事，咸许自达，无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其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则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略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当存，何者当删，损益庶政，重草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紊。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封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寺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供奔持，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事既违例，必反驳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近者新政多下总署，总署但任外交，岂能兼营？况员多年老，或兼数差，共议新政，取决俄顷，欲其详美，势必不能。若御史为耳目之官，刑曹当司法之寄，百官皆备，而独无左右谋议之人，专任论思之寄，然而新政之行否，实关军国之安危。而言者妄请施行，主者不知别择，无专司为之讨论，无宪法为之著明，浪付有司，听其抑扬，恶之者驳诘而不行，决之者仓卒而不尽，依违者狐疑而莫定，从之者条画而不详。是犹范人之形，有头目手足口舌身体，而独无心思，必至冥行擿埴，颠倒狂瞀而后已，以此而求新政之能行，岂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

然今之部寺，率皆守旧之官，骤予改革，势难实行，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一曰法律局，外人来者自治其民，不与我平等之权利，实为非常之国耻，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规不同故也。今宜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既不能闭关绝市，则通商交际，势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无律法，吏民无所率从，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种新法，皆我所夙无，而事势所宜，可补我所未备，故宜有专司，采定各律，以定率从。二曰度支局，我国地比欧洲，人数倍之，然患贫实甚，所入乃下等于智利、希腊小国，无理财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纸币、银行、印税、证券、讼纸、信纸、烟酒税、矿产、山林、公债，皆致万万，多我所无，宜开新局专任之。三曰学校局，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中学，各府县立小学，及专门各学，若海陆医学、律学、师范学，编译西书，分定课级，非礼部所能办，宜立局而责成焉。四曰农局，举国之农田、山林、水产、畜牧，料量其土宜，讲求其进步改良焉。五曰工局，司举国之制造机器美术，特许其新制而鼓励之。其船舶市场新造之桥梁、堤岸、道路咸属焉。六曰商局，举国之商务、商学、商会、商情、商货、商律专任讲求激厉之。七曰铁路局，举国之应修铁路，绘图定例权限咸属焉。八曰邮政局，举国皆行邮政以通信，命各省府县乡咸立分局，并电线属焉。九曰矿务局，举国之矿产、矿税、矿学属焉。十曰游会局，凡举国各政会、学会、教会、游历游学各国会，司其政律而鼓舞之。十一曰陆军局，选编国民为兵，而司其教练。十二曰海军局，治铁舰、练军之事。十二局设，庶政可得而举矣。

然国政之立，皆以为民，民政不举，等于具文而已。夫地方之治，皆起于民，而自县令之下，仅一二簿尉杂流。未尝托以民治，县令任重而选贱，俸薄而官卑，自治狱催科外，余皆置之度外。其上乃有藩臬道府之辖，经累四重，乃至督抚，而后达于上。藩臬道府，拱手无事，皆为冗员，徒增文书费厚禄而已，一省事权，皆在督抚。然必久累资劳乃至此位，地大事繁，年老精衰，旧制且望而生畏，望其讲求新政而举行之，必不可得。向者学堂农商之诏累下矣，而各直省多以空文塞责，亦可见矣。日本以知县上隶于国，汉制百郡，以太守上达天子。我地大不能同日本，宜用汉制。每道设一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其事，用南书房及学政例，自一品至七品京朝官皆可为之，准其专折奏事，体制与督抚平等，用出使例，听其自辟参赞随员，俾其指臂，收得人之助，其本道有才者。即可特授，否则开缺另候简用，即以道缺给之。先拨厘税，俾其创办新政，每县设民政分局，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治之，除刑狱、赋税，暂时仍归知县外，凡地图、户口、道路、山林、学校、农工、商务、卫生、警捕，皆次第举行。

三月而备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成效，如此则内外并举，臂指灵通，宪章草定，奉行有准，然后变法可成，新政有效也。若夫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厚俸禄以养廉耻，变通科举以育人材，皆宜先行者。犹虑强邻四逼，不能容我从容图治也，且我民穷国匮，新政何以举行？闻日本之变法也，先行纸币，立银行，财泉通流，遂以足维新之用。今宜大筹数万万之款，立局以造纸币，各省分设银行，用印度田税之法，仿各国印花之税。我地大物博，可增十倍，然后郡县遍立各种学堂，沿海急设武备学院，大购铁舰五十艘，急练民兵百万，则气象丕变，维新有图。虽不敢望自强，亦庶几可以自保。臣愚夙夜忧国，统筹大局，思之至详，其能举而行之，惟皇上之明，其不能举而行之，惟诸臣之罪，时阽国危，谨竭愚诚，伏乞皇上圣鉴，谨呈。

书既上，命总理衙门王大臣会议，并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并进英人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及《列国岁计政要》诸书，上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日读康书，知之更深，于时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龢谋于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于颐和园之仁寿殿，历时至九刻钟之久，向来召见臣僚，所未有也。康所陈奏甚多，皇上曰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康曰：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即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权，而待此辈之太臣，亦只当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厚禄以养之而已，不必尽去之也。

上然其言，此为康有为始觐皇上之事，实改革之起点。而西后与荣禄已早定密谋，于前一日下诏，定天津阅兵之举，驱逐翁同龢。而命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诣后前谢恩，政变之事，亦伏于是矣。

召见后，皇上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其专折奏事，于是五月初一日康复上一疏曰：

奏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岭海下士，才识暗愚，以时事艰难，屡次上书，冒渎天听，荷蒙皇上天地之量，采及刍荛，顷乃蒙过听虚声，特予召见。垂问殷勤，至过时许，容其愚狂，宽其礼数，复令有所条陈，准其专折递奏。殊恩异数，皆非小臣所当被蒙。又蒙圣恩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隆天重地，稠叠有加，臣俯念时艰，仰感知遇，只竭驽钝，图报涓埃。顷仰承圣训，以国家之败，归罪守旧诸人，臣妄陈大计，皆承俞允，仰见圣明天纵，求治若渴，洞万国之故，审时变之宜，此真中国之福也，四万万臣民之幸也。臣愚但有喜舞欣蹈，咏歌圣德，然皇上询访之盛意，臣何敢知而不言，臣今所欲陈者，曰统筹全局，以图变法，御门誓众，以定国是，开局亲临，以定制度三者而已。方今累经外患之来，天下亦知旧法之敝，思变计图存矣。

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本原，失其辅佐，牵连并败，必至无功。夫物之为体，合多质点而后成，室之可居，合多土木而后备，体不备谓之不成人，政不备亦为不成国。故臣以谓不变则已，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如匠人筑室，千门万户，必绘图书，则先定雏形，而后鸠工庀材，乃行兴筑，若全局未定，图绘全无，听甲言而为杧为桷，尺寸不知，又听乙言，而肯构肯堂，木石未备，砖瓦乱构，工匠杂陈，及其全局合龙，必致乖悟凿枘。而风雨骤至，庇托仍无。若夫缝人裁衣，必量全体之度，庖人调味，必酌酱齑之宜。若妄施刀剪，势必颠倒裳衣，乱下盐梅，以至难供刀匕。薄物犹尔，况于举万里之国而治之哉，故臣请变法，不欲言某事宜举，某事宜行者，恐虽诏行，难收成效，必至与总督署、使馆、海军、船厂、电线、铁路、矿务、制造厂、同文馆、同为守旧者借口攻挠而已。故今欲变法，请皇上统筹全局，商定政体，自百司庶政，用人外交，并草具纲领条目。然后涣汗大号，乃与施行，本末并举，首尾无缺，治具毕张，乃收成效。臣所请统筹全局此也。顷月胶旅既割，内地权利尽失，危亡逼迫，若火燎原。皇上审时变法，发愤图存，特下诏书，明定国是。苦心明断，天下共知，而诸臣惑于旧俗，谣谤纷纭，或庸人自知摈斥于维新，恐富贵之难保，或佥人思媚于权贵，造疑谤而诋，交章飞文，变乱黑白，诬攻新政。贝锦如织，流言惑听，害过流贼，或老耄旧学，自托清流，挟用夷变夏之言，持变乱祖制之说，劫民乱听，众志荧惶，藐王言如弁髦，视纶音如草莽。臣惟三代大举，亦复胥动浮言，盘庚迁殷，屡烦誓诰，戒以黜心从一，责其绝秽自臭，警以祖父断弃，严以劓殄无遗，盖誓者经义所重，亦西国通行。

昔圣祖高宗时，频有御门之典。臣伏乞皇上诹日斋戒，特御乾清门，大集群臣，相与敕誓，布诰天下，与民更始，咸令具名上表，尽革旧习，黾勉维新，其有不率，予之休免。其有造谣兴谤，不奉新政者，上用盘庚劓灭之刑，旁采泰西谣谤之律，明罚勅法，刑兹无赦。庶几浮言可靖，众志乃一，国是既定，而大势咸趋，臣所请御门誓众者此也。今天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变一事者，微特偏端不举，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非皇上发愤自强之意也，周公思兼三王，孔子损益四代，乃为变法，臣所请者，规模如何而起，条理如何而详，纲领如何而举，节目如何而备，宪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损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若者宜革，若者宜增，若者宜删，若者宜改，全体商搉，重为草定。兹事体大，关国安危，举措偶乖，必至龃龉，此非特开专司以妙选通才，不足以商鸿业而定巨典。

今欲行新政，但听人言，下之部议，尤重者或交总署枢臣会议，然大臣皆老耄守旧之人，枢垣总署，皆兼差殷忙之候，求其议政详善，必不可得也。臣前请用日本例开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任之，皇上睹临，日共商搉，其有变法之折，并下制度局商议，拟旨施行，然后挈领振裘，目张纲举，新政可见，自强有效。臣所请开制度局者此也。虽然，以皇上之明，岂不知筹全局而全变哉，其有不能者，或势有所限也，然人主有雷霆万钧之力，所施无不披靡。就皇上所有之权，行方今可为之事，举本握要，则亦可一转移间而天下移风，振作人心矣。国势危迫，不能需时，及今为之，已迟不及事，惟皇上乾纲独揽，速断圣心，以救中国，天下幸甚。臣愚忧国，敢冒死竭拳拳，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时国是之诏既下，维新之议已决，而大臣等有所挟持，腹诽特甚。康有为正月所上请开制度局及增置十二局之疏，交总署议复者，至五月犹未复，皇上震怒，促其即复，至是复上，尽行驳斥。皇上召张荫桓切责之，谓汝等尽驳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办乎？张叩头俯伏曰：此事重大，非臣数人所能决，请再派枢臣会议。皇上乃命军机大臣会议，复驳斥，皇上复亲书朱谕责之，发令再议，至六月始议上，然不过择其细端末节准行而已，余仍驳斥。皇上无如之何，盖皇上因西后之恶康，故欲借廷臣之议以行之，所以屡次发议也。而廷臣亦知皇上之无权，故敢于屡次驳斥也。

先是康未召见以前，于三月时开保国会于京师。士大夫集者数百人，御史潘庆澜、黄桂韵、李盛铎屡疏劾之，既召见以后，礼部尚书许应骙、御史文悌，复疏劾之。皇上不为动，而许文二人，反因此获罪焉。自是忌者益甚，谣谤纷纭，其诬辞不堪人耳矣。

西后与大臣忌康既甚，皇上深知之，不敢多召见，有所询问，惟命总署大臣传旨，康则具折陈奏而已。而康有为所以启沃圣心，毗赞维新者，则尤在著书进呈之一事。盖康既呈所著书，皇上览观，恍然于变法之条理次序，及召见时，皇上亲命将所编辑欧洲列国变革各书进呈，以资采择，康以所辑《英国变政记》、《普国作内政寄军令考》等书进呈，又辑十年来列国统计比较表，又辑列国官制比较、宪法比较进呈，皆加以案语，引证本国之事，斟酌损益，其言深切，皇上深纳之。既乃辑《法兰西革命记》、《波兰灭亡记》等书，极言守旧不变，压制其民，必至亡国，其言哀痛迫切，上大为感动，故改革之行，加勇决焉。康所陈改革，大纲节目，多详于著书之中，外人不知之，故咸窃窃焉疑削康之出入宫禁，私与皇上密谋也。上览奏甚速，一册甫上，旋即追问，明旨数四，皆命枢臣廖寿恒传之。六月，大学士孙家鼐上疏请派康督办上海官报，盖军机大臣授意欲出康使居外，以剪皇上之羽翼也。皇上下诏命康办报，而又令其将所著各书进呈完毕，然后出京，盖避嫌疑而欲保全之也。

至七月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参预新政。盖因杨锐、刘光第皆保国会会员，且由陈宝箴奏荐。林旭则康之弟子，而谭嗣同为康所最亲信之人也。皇上因西后及大臣疑忌，不敢用康，而特擢此四人，其用心之苦，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自此皇上有所询问于康，则命四卿传旨，康有所陈奏，亦由四卿密陈，不复由总署大臣矣。

七月二十三四日之间，有湖南守旧党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摘梁在《时务报》论说及湖南时务学堂讲义中之言民权自由者，指为大逆不道，条列而上之，皇上非惟不加罪二人，犹恐西后见之，乃命谭嗣同将其原折按条驳斥，然后以呈西后。盖所以保全之者无所不至矣，然是时变象已成，未及数日，即有诏命康速出上海，而两次密诏亦相随而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