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播音主持艺术的改革，肇始于1980年年初，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广播电视改革，是以新闻改革作为突破口的，播音主持艺术的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初期，由于政治氛围的宽松，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精神生活需求的广泛，使得广播电视飞速发展，电台频率、电视频道都迅速增加，节目内容日益丰富，节目形态不断更新。这就要求播音主持艺术工作者的队伍急剧扩充，知识结构走向多元，管理模式开始变迁。这样，“多样化”成为广播电视改革的明显特征。

就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完善的过程中有时宏观调控不够平衡，有时自由竞争缺乏引导那样，播音主持艺术改革也会出现时而忽视喉舌功能主流意识的强化，时而放松娱乐功能迎合媚俗的规约。因而，如何“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如何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坚持先进文化的导向和品位，就成为当前一个时期急需重视并应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同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和谐文化的确是支撑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是一种崇尚“和合”、追求和谐的精神境界，营造着倡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社会环境，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召唤人们对于人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不懈追求和终极关怀。

一个民族或国家存在的主要标志，在于它的独特性——世界观及信仰体系，也就是文化观念。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领社会思潮扩大社会认同，形成思想共识；而且体现出正视矛盾、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广阔胸襟，凸显了吸纳不同思想观念和文化背景的宽容大度。这样，先进文化就不会是孤立和单一的标识，而是率领千军万马的大纛，指挥航海编队的旗舰了。先进文化，作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既超越了历史的长期积淀成果，又汲取了世界的多种文明精华，既包容了儒释道各家的经典学理，又涵盖了现代不同学派的发展轨迹，博大精深，生机无限。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是在发展过程中，经过多次碰撞和交融之后，逐步构建而成，并仍然前行的稳定而变化的观念形态。其中，必然包含着非主流、非主体、非本族、非本国的东西。那些没有被淘汰、被扬弃的，还具有当代的价值，应该加以肯定，应该给以承认，以至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由此可见，和谐文化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以先进文化为主轴，吸纳其他有益文化，排除腐朽文化，普及高雅文化，推动大众文化，提高通俗文化，定能迅速构建和谐文化的基础和辉煌大厦。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传统的民族优秀文化是和谐文化的思想渊源，它蕴藏着无比丰富的宝贵资源，它凝聚着难以比拟的民族智慧，它反映着世代传承的审美理想，它塑造着东方巨人的伟岸形象。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数典忘祖，任何时候都应该捍卫民族文化的安全。我国古代，根据朱熹的说法，八岁入小学，主要学习道德礼仪，十五岁入大学，学习文化知识。其实，不论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上善若水”，都蕴含在“观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天人合一”之中，都可以用“合和”“和谐”来概括。

二

我们认为，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的根本规律，就在于“引导”功能的发挥。而引导的两翼，一个是“灌输”，一个是“满足”。一定要把受众“未知”而“应知”的信息等，艺术地灌输给他们，让他们开阔眼界，提高认识，增强历史责任感和现实参与感，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主人翁意识，树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球化胸怀。同时，一定要把受众“稍知”而“欲知”的信息等，积极地使他们满足，让他们得到教益，身心愉悦，深味人生的珍贵价值，体验时代的美学理想，生发克服挫折困难的勇气，提升健康向上的生活质量。这里，重中之重，就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准确、鲜明、生动地传播。必须同单调、肤浅、机械、冷漠的传播观作斗争，应该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做“时代的简单的传声筒”，我们要丰富、深刻、灵动、热情地进行传播，做“善于传播”的人。必须同低俗、浮躁、浅薄、丑陋的传播观作斗争，应该时刻警惕腐朽、消极、糜烂、奸猾等垃圾的无孔不入和恣意泛滥。

我们认为，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的根本属性，就在于“多重和谐”基础上的“整体和谐”。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是一个子系统，它植根于大众传媒的母系统之内，并受其制约，但这个子系统又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在它的内部，又有许多分支，各个分支之间，联系十分紧密，构成了多重关系。如创作主体和创作依据、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创作主体和创作群体等；如思想感情和气息声音、用气发声和吐字归音、创作依据的内容和形式、节目形态和语言样式、节目性质和传播对象、传播技术和传播艺术等；如播音主持艺术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语言功力、内在气质和体态服饰、化妆和表情、灯光和置景、话筒和现场、音响和音乐等。这些，都构成了多对关系，形成了多种矛盾的对立统一。怎样达到多重关系的和谐共存、和谐共处、和谐共变、和谐共进，就会造就出节目的新气象，传播的新境界。如果出现了不和谐的情况，能不能及时进行互助、互补，使之达到和谐，实在是一种考验。成功的传播，总是在这种不断地调整之中提高和发展的。这是基础，这是最起码的理性认知和操作本领。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复杂的，从来都没有径情直遂的捷径。所以，我们还要认识“整体和谐”的必要性和规律性。整体和谐的立足点，是承认某些环节、某些方面、某些过程、某些情况，必然或者可以呈现不和谐的地方，不和谐的时候，但不是消极地对待，不是无奈地接受。而是权衡这种不和谐的干扰性和破坏力究竟占有多大面积和多大分量。可能会出现两个维度：一种情况是，面积小、分量轻的，不影响全局的，不削弱重点的，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称之为“不和谐点”。如大段独白中，偶尔出现的个别词语欠规整、个别停连欠精准；突发事件报道中，语流中偶尔发生的词语搭配欠妥、语气不够连贯等。另一种情况是，面积大、分量重的，影响全局的，模糊重点的，必须纠正、改善，我们称之为“不和谐体”。如声音嘶哑、发音含混、口无遮拦、表达不力、张扬个性、形象猥琐等。对于“不和谐点”，当然应该注意避免，不过有时竟会成为某种特点，例如欠规整的词语，反而会表现出思维反应锐敏的冲动；语气不够连贯，反而给人以积极思考的印象。在这种“得失”之间，可能是“塞翁失马”，甚至是“得大于失”。在艺术上，并不罕见，马连良的“潇洒”，周信芳的“苍劲”，正来自于他们口齿和声音上的某种“缺点”，有些“缺陷美”就不是多重和谐中的不和谐，而恰恰是达到了整体和谐！

我们认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是一个自系统，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但是，它又带有与其他门类相关联的开放性。如，广播、电视、节目、声像、灯光、布景、道具、话筒、镜头、化妆、场境等等，可以称之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相互影响、互相牵连的。因而，多重和谐、整体和谐的问题，必然包含着所有方面的密切关系。在论述语言传播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涉及与这些方面的具体联系，不能不观照这些联系，处理这些关系。这当中，有主体和客体、主流和支流、主要和次要、核心和边缘等既稳定又变化的情况，都应该用和谐的观念予以调检和整合。否则，就容易出现哪怕是瞬间的割裂或断层，从而造成明显的不够和谐，甚至混乱和杂沓，使传播渠道的完整畅通受到阻碍以至破坏。

三

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导向与品位是直接影响传播效果的大问题。因此，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为此，我们重点探讨了“引领价值的本土化”“文化身份的当下识别”“儒释道文化精神的追求”以及话语样式、话语表达、话语传播等几个重要问题。同时，还特别研究了“人文精神”“电视文化影响力”“广播声音意象”“大众传播有声语言的生命活力”等。

我们课题组成员们，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以及从事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实践中，利用各种机会调查研究，分析前沿问题、综合典型事例，特别是针对当前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主要倾向，进行剖析和评介，成为我们完成本课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例如，导向问题，是不是与有声语言的传播没有直接关系？

有声语言创作主体根据文本创作依据，在信息评价体系里，强调和突出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有态度、有感情、有目的、有对象地优化表达趋向与态势，使有声语言的内涵更加充实和深刻，坚持正确的创作道路，运用各种手段，引导受众理解和感受传播的整体意蕴，从而得到新的启示与鼓舞，提升精神境界，难道这就不是“教化”和“感应”吗？文字依据是静态的平面，而有声语言表达，却立即成就了动态的立体辐射，可以达到文字语言所无法达到的“及于耳、入于心”的效果！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引导，既可以激发积极向上的态度，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也可以造成消极悲观的情绪，玩世不恭以至心灰意冷。每一句话，都负载着不可言传的文化底蕴。就看是否能够揭示出来。因此，那些认为播音员只是“念稿员”的看法，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有声语言传播，必须达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的目的，而不能认为“念稿”是“不学而能”的无思维、无创造的简单劳动。

例如，必须批判“重文轻语”的陈腐观念。有人一味强调“写作”的功夫，而无视口语表达的妙处。他们不了解有声语言表达的艰辛和趣味，更应在这方面给以启蒙性的开导。诸如朗读、朗诵、播音等，都能改变文字语言的意义指向，同样的词语序列，根据表达需要，可以成为正面赞扬，或者改为反面批评，等等；还能增减感情的浓淡，可以加重分量，可以减轻分量，等等；更能够伸缩审美尺寸，扩展审美空间，或者缩小审美含量，等等。这是固定了的词语序列自身所无能为力的。能写的，不一定能说的好，能说的，也不必要求非得写的好。当然，一直用有声语言表达的人，会写的不在少数，只不过没有机会展现这方面的才华而已，何必求全责备、以偏概全呢！

例如，应该坚持本土化，毫无必要对西方的传播行为、传播过程进行顶礼膜拜式的东施效颦或者邯郸学步。西方的传播观、语言观、文化观、审美观，都同我们有着无法逾越的障碍，在吸取其精华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民族传统和国家利益。把西方的“主播权力”“记者经历”“采访能力”“语言要求”全都照搬过来，恐怕永远也达不到人家的样子，反而总会制造出“崇洋迷外”的新花样，让人们把“与国际接轨”当做利剑，割断民族传承，刺穿文化血脉，成为“言必称希腊”的顺民！

例如，确实要坚定“内容为王”的传播观念。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只重形式，而要认识“从内容出发，内容决定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的辩证关系。对于“问题”，不可把“名”与“实”做片面理解。二者都是变化着的东西，总会跟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地或扩大或缩小、或深化或强化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等等，这种变迁从来没有停歇过。教条主义的僵死化，诡辩主义的妖魔化，经验主义的狭隘化，利己主义的随意化，肯定造成认知上的偏斜，甚至陷入绝对主义的唯意志论泥淖。以内容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传播观，是任何文化、艺术和审美坚守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根本原则，重形式轻内容，以至大力宣扬形式至上观点，只能是本末倒置，或者舍本逐末。什么“照着稿子念”“能说会道”等，舍弃了对于内容深刻与否、揭示含义明晰与否的主要标尺，而屈从于感官刺激的强弱，那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动物性”反应。

例如，品位问题，不是要不要的问题，也不是应不应的问题，而是究竟达到什么样子、进入何等品位的问题。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的改革，整体方向主要是提高传播质量、提升艺术品位问题。当然，市场经济的杠杆肯定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怎样围绕这个杠杆而又不丧失主动权，既增加经济效益，又突出社会效益，却是必须从战略上、策略上及时跟进、时刻把握的关键所在。只有高瞻远瞩、具体掌控，立足于导向和品位的规律性认识和驾驭，才可能长期地、有效地保证传播的稳步发展。以为凡是提出品位，就会影响经济效益，那是极其短视的观点。一时一地的得失，不能作为评估和衡量的准绳。现在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只会陷入被动混乱的僵局，甚至走向被淘汰的境地。任何传播，包括语言传播、艺术传播，都不外乎三个品位：通俗品位、平实品位和高雅品位。通俗品位不应沦落到低俗、庸俗和恶俗的地步，高雅品位也不能进到佶屈聱牙的地步。这个范围中，如何根据节目内容和形式去灵活运用，那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可以纵横捭阖、奔突驰骋。

总之，全面而突出重点地揭示语言传播规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