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民情大杂烩

英国使者马嘎尔尼在《出使中国》中这样描写大清百姓：“他们穿着小亚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脏也很少洗。他们从来不用肥皂，很少用手绢，他们随地乱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把鼻涕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我甚至看见过鞑靼人让仆人在他的脖子里找虱子，那东西咬得他难受！”

1855年，道光的侄子爱新觉罗·奕山调任黑龙江将军。1858年5月28日，在沙俄的武力威胁下，奕山与沙俄代表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描述了这样的情形：俄国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此条约将中俄两国边界线由外兴安岭南移至黑龙江以北，以至于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被俄国吞并。

1858年10月2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专稿，写的是在《天津条约》签订后法国公使葛罗和他的卫队初探长城、路遇清国骑兵的一段经历：“这些在首都门户安营扎寨的清国士兵们，竟然对自己的国家一直与英国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根本不知晓。至于广州事件、大沽海战、停战协议在天津签订，所有这一切都不知道。这些清国骑兵没有弓箭，但每个人肩上背着一杆粗糙而又落后的火枪，在各自的弹夹里除了子弹还有一些小小的铅块。这些士兵们每个人的长筒靴内都插着烟斗和扇子……”

1860年初，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皇家工兵上校戈登被派遣到中国，参与进攻北京。10月8日，戈登参观了被法军占领的圆明园（10天后被焚烧）。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你很难想象这座皇家园林是如何的壮观，更无法想象那些法军将这个仙境般的地方蹂躏到何等骇人的地步，太遗憾了！清国皇帝的龙座所在的宫殿全部都镶着雕塑精巧的乌木。殿上的精美瓷器、钟表和装着木偶的八音盒，金银器皿、鎏金佛像、还有堆积如山的五彩丝绸与刺绣着实让人眼花缭乱。这里的豪华与文明的气象完全与你看到的温莎宫（英国女王的一座行宫）不相上下。而法军却以狂暴无比的手段把这一切摧毁了。法国官兵将大批量的丝绸装载到大卡车上运走，装不下的都纵火焚烧了。”

1860年12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新闻专稿，记述了外国记者在清国看到的犯人行刑时的场面：“明晃晃的钢刀闪过之后，犯人的头颅被刽子手踢到广场的一个角落，而躯体则被抛在另一个角落，鲜红的血同时从两处流淌。我们挤进人群时，刽子手已经斩首了20名凶犯，他们的血在围观的人们脚下流淌，形成大摊的血泊，血泊里还混杂着死者的头发。浓浓的血腥味在空气中弥漫，据说一天内斩首300人的情形很是常见。”

1860年12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新闻专稿《清国名城广州游历记》，其中对于东方人的食宿习惯更有详尽的描写：“由于东方人都在傍晚7点钟吃晚餐，我们刚一上岸，主人就宣布要开饭了……当我们终于从餐桌旁起身时，已是晚上10点钟了。广州的晚餐可真要命，不到就寝时间你难以离开餐桌，而且在肚子非常饱的情况下，要站起身来也的确是个考验，尤其是当你已经吃了十几道不同的菜，品尝了主人家所有品牌的酒，并且一晚上都在不断吸烟的情况下。对此，广州人起了个很好的名字，叫‘消夜’。”

1860年，开始有大量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并对任何事物都怀有好奇。《纽约时报》记者在对广州的新闻专稿中写道：“这些清国的僧侣们，不管我在哪里碰到他们，他们的面容看上去都显得衰弱和憔悴，这大概要归因于他们长年累月盘腿静坐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并且只是大米。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吃肉的。我注意到他们有很多人都留着长指甲，有些甚至有4英寸长，这看上去很令人恶心。”

1863年4月26日，《纽约时报》发表述评，题为《英国鸦片贩子力阻清国禁烟》，文章开头痛斥“文明世界”的罪恶：“这场可耻的战争让文明世界在远东获得了贸易上极大的便利，而大清国却丧失了她控制毒品进入其国境的全部国家权力，尽管她是那样的痛恨鸦片。以前的大清国上上下下都充满了战斗的精神，拥有较强的国防实力，而现在，毒品令她显得多么孱弱。整个国家的财政在急剧缩减，对外贸易也一直保持着高额的逆差。”

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这样估算宋氏家族的财富：“宋家在40年代和50年代总的积蓄已超过30亿美元。”据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宋子文为当时的世界首富。

1871年，《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广州的一天》的新闻专稿，记者文中描写道：“你一旦来到广州的大街上，就几乎分辨不清东南西北……我们驻足的第一个地方是个卖家禽的店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一只又肥又大的鸡鸭，他们整只整只地被压成板状，做成了干货，肉质肥厚，透着深黄的颜色……在一群鸡鸭中间，我竟看到了美丽的老鼠，他们体积硕大，肥肥胖胖，还有长长的爪子和卷曲的尾巴，也挂在那里等待出售。”

1871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以《广州的一天》为题，报道了外国记者在清朝大烟馆的见闻：“大约十几个精神萎靡的中国男子在喷云吐雾，有个男人正枕着小木枕，手里拿着大烟斗，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张光板床上。他茫然若失地盯着什么，目光呆滞，毒品正把他带向缥缈的远界。在他旁边斜躺着一个中年男人，他正用他最大的肺活量深吸着，流露出销魂满足的神色，一团团烟雾从他的鼻孔进进出出，他的整个身心似乎全部都投入到这奇怪的幻境中去了。”

驻华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在那条新修的大路上，沿途两边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已不堪重负，到处是深沟浅辙，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甚至无法通行。西北部发生了大饥荒，300万人被活活饿死。美国红十字会的调查人员把惨剧的原因归咎于鸦片的种植，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玉米、麦子和小米全都严重短缺。”

1886年，美国《纽约时报》对上海租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上海是个好地方，这个城市及周围如有买不到的东西，都可由蒸汽轮船带进来。想吃日本的牛肉吗？这难不倒上海。而‘楚府羊肉’绝对是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吃到的最可口的佳肴。即使在1月份，青豌豆、番茄和生菜也可从广州运来，而所有热带的水果都可从香港运来。”

美国驻清公使田贝先生描述了他在南京两江总督府受到的款待：“在总督府客厅的中央，摆着一张未铺桌布的餐桌，上面放着碗筷和清国式的小酒杯……总督首先站起身来，用一只勺在那大碗里舀了些东西放入我和米勒舰长的碗里……我们大家如此这般吃了不知有多少道菜，包括燕窝、鱼翅、竹笋、鸡肉、鸭肉、猪肉和羊肉等等。晚宴已经持续两个小时了，但大碗大碗新鲜的肉菜和汤菜还是接连不断地端上来，好像永远也不会有结束的时候。”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大清国稀奇的事情总是在不停地上演，他们的学堂里有件非常刺眼的东西，那就是一具新制作完成的柏木棺材，这是校长为自己准备的。在棺材的一头还贴着鲜红的剪纸，上面写着‘喜’字，这个字在中国的语言里代表的是幸福和快乐，和棺材本身所代表的阴沉、黑暗和凄凉的含义没一点关系。”

1877年10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上海酒店收费的专稿：“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们都拥入了这个具有东方特色的城市，这里大大小小的十几家酒店常常需要提前预订。其中，礼查酒店的整体服务水准不错，但结账方式却令人非常不愉快，倘若客人是前一天中午入住的，第二天傍晚退房，虽然待在房间里的时间只有30个小时，本应该是支付一天半的房费，但这家酒店却要求客人支付两天的房费，而且态度很不友好。”

1877年10月2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中国人没有信仰只有迷信，他们是世界上最迷信的人。电缆的铺设和铁路的修筑，触及了他们的迷信，他们将茅屋的失火等灾祸都归咎于铁路和电缆。他们坚决认为，电缆和铁路打扰了他们安葬在地下的祖先们的安宁，祖先们在惩罚他们。”

1877年10月2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电报线和铁路给清国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扰，尤其是电报线。清朝的公民无法理解电报的工作原理，他们认为是洋人使用了什么招数，雇用了各路鬼神，在线路内来回穿梭，传递信息。倘若灾祸正好发生在电报线附近，那么，他们就会立即造谣，说某个传信的鬼神玩忽职守，从电线里跑出来，找不到回家的路，才导致了祸事的发生。恐怖的谣言引起了骚乱，无知的暴徒们于是冲进机站，砸毁所有的电报设备。有一次，只因电报线附近有人得了一场大病，清国公民就连夜把一英里长的电报线毁掉了。”

1877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特别报道：“在上海滩，不论是小划子还是平底帆船，在每一条船的船首都刻画着人的眼睛。它们的形状就像大钟乳石洞里那些著名的鱼。据说，有了这些图案，就可以确保船只在航行中看清前途，清国人严肃地说，如果没有这些眼睛，必定会迷失方向和发生许多事故。而为了表示对清国风俗的尊重，在扬子江和其他清国水域航行的外国蒸汽船上也大多画上了这样的眼睛，以消除清国人对蒸汽船的抵触情绪。”

1886年8月7日，《纽约时报》报道：“一位身穿做工精致的绸缎花衣的清国商人，坐在一辆华贵的四轮马车里，身后紧跟着一名侍从，他的着装是时下巴黎最流行的服装，别以为他为了炫耀而一直是这样的装扮，其实清国人是在最近才刚刚开始崇尚追随外国的时尚的。”

1886年8月7日，《纽约时报》报道：“两个穿着小亚麻布的清国人抬着一顶很沉重的轿子，轿子是当地富人们习惯使用的‘交通工具’；在街对面，还有好多独轮手推车，当地人管它叫江北小车，这是清国最常见的脚力车。”

一位美国人在游记中这样描写清国的交通工具：“上海的码头上有一种随处可见的独轮手推车，坐这种手推车的乘客大多是清国的穷人。清国的富人们乘马车出门，他们用跑起来飞快的骏马拉车，他们还从加利福尼亚或其他地方进口了一些洋马，不过因为洋马不适应当地气候经常生病，所以多数人使用本地马。”

1890年，清国辽阔的华北平原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天气，而清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就像一场滑稽剧。关于光绪皇帝在这场滑稽剧中所扮演的角色，罗伯特·赫德（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这样写道：“皇上和朝廷在天坛举行隆重的求雨仪式，他苦苦地祈雨，不但要下雨，而且还要‘及时雨’！现在，他们又祈祷天晴，也许是他们的诚意不够，大雨不停地下，到处是一片汪洋。街道成了河渠——皇宫和住宅都成了游泳池，房子也都成了淋浴间。”

1894年，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做了很多的努力，他于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G·亚历山大，英国的《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李总督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大清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大清的，大清政府根据条约不得已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最后他明确宣称：事实上，你们也许明白，若你们毒害我大清子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

1896年，《纽约时报》报道了李鸿章在欧美八国行中的旅行用餐：“李总督是一个非常讲究饮食的人，他一天要吃好几顿，每天安排4个厨师为他准备饭食。厨师们凌晨2点就得起床，要使他们的主人早晨8点准时吃上早饭，厨师们不到晚上9点不能休息，因为总督忙完公事之后总会要一些“热菜热饭”什么的。正式的欢迎晚宴在华尔道夫饭店举行，由美国前国务卿约翰·W·佛斯特做东，一些领事官员和曾出使过大清国的外交官们出席晚宴。总督在吃了鱼翅、烤鸡、炒饭、燕窝并饮了少量的酒后，早早就歇息了。”

1897年12月，德国报纸称清国的海南岛在英国怂恿下被法国占领：“海南岛远离中国南部海岸，位于南中国海和北部湾之间……海南岛主要出产木材，多销往安南、暹罗和新加坡。其他出口产品包括大米、蔗糖、石蜡、珍珠、珊瑚、盐和少量金银。”

1900年6月20日，《泰晤士报》又发表了莫理循千方百计发回的电讯：“使馆区被团团围住，这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彻底切断。遭围困的有外交官、卫队以及上千名中国教民。美国记者克里尔曼和我都被围困。”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中说袁世凯是新旧思想的混合体：“他妻妾成群，仅儿子就有17个。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英语，也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上的功效。另一方面，他沿着日本的路子向西方学习进行官方改革，这一巨大的功绩让他在清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还专门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去英美国家接受西方先进的教育。他的这一点做派很像是从李鸿章那里借鉴来的。看来，他是在不断地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1906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了大清的律法：“《大清律法》处罚十分严重，让人胆战心惊。3个月前，上海某郊区一名清国抢劫犯被裁决‘站笼处死’，犯人被关进站笼中，头伸出笼外，脖子卡在洞中无法动弹。然后狱卒每天从其站立的石头堆里取走一颗石子，直到犯人的颈项被笼口勒紧，窒息而死。清国还有一种死刑叫‘凌迟’，就是用刀子把犯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令犯人痛不欲生。”

1928年7月，埃德加·斯诺搭乘一艘从夏威夷到东京的轮船，远涉重洋抵达上海。这位22岁的美国青年在申城落脚后，经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的信函推荐，担任了当时颇受瞩目的《密勒氏评论报》的驻华记者。《密勒氏评论报》是在沪出版的最有影响的英文周刊之一。期间他写过这样的报道：“在领略过夏威夷的美丽和日本的妩媚之后，再看这个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我感到十分的困惑，十分新的事物和十分旧的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鲜明对照，环境丑恶不堪。各国来此淘金的人吵吵嚷嚷地操着不同的语言，人们直言不讳对金钱的狂热，这种低俗浑噩的现象使我感到迷惑诧异。”

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社论称胡适先生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并且在报道中这样说：“他的才智与学识，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国民党怎么能容忍呢？正因如此，以各种理由抨击他，把他整垮，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他本是一名哲学家，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他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之父，在使中国人的思想和教育体系现代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之所以受到谴责，并非他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先生之名的经济理论，他果敢地质疑了其正确性。要说他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1934年，美国的亚洲学专家欧文·拉铁摩尔接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委派，再度访问中国，担任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和当时来北平的其他外国人一样，越来越对中国感到失望和沮丧。因为他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都非常无能。据他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能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不能站出来制止这种局势呢？”或者“为什么英国人不能采取行动予以制止呢？”他们只想依附于别人，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而那些被蒋介石控制的在北平为他效劳的军界和政界人士，更是迂腐无能，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消除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是他们抗日的绊脚石。欧文·拉铁摩尔疑惑不已：“为什么两个党派不能摒弃分歧，携手保卫自己的国家？消除外患，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一旦国家独立了，就可以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但是，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遭到侵略时要打内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