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沧桑巨变下消失的古国1

数千年的沧海桑田，铸就了一个又一个古老辉煌的文明古国，它们的光芒更因为透过了厚重的历史，显得格外璀璨夺目。数千年后，探险者们在茫茫沙海中发现了惊世的楼兰美女，在无边戈壁上找到了久已绝迹的古老文字，在崇山峻岭间发现了高大的青铜大立人像，在苍茫草原上找到了神秘的古人迁徙踪迹，这些曾经存在却又昙花一现的古代文明，再度走入人们的视线，渐渐揭开了它们的面纱，尘封已久的历史，开始倾诉古老的传奇……

古西陵国到底在哪里

西陵国是一个传说中古老的国度，在它神秘的面纱背后，却掩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真相。

《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如果《史记》记载可信，此段记载则可以说明，我们最尊敬的祖先黄帝的妻子嫘祖，原本是西陵国人。炎黄子孙都相信黄帝确有其人，也相信嫘祖确有其人，因此，嫘祖的娘家西陵国确实存在。

但是，长期以来，西陵国销声匿迹，不见其任何踪影，它似乎只在史书记载和被遗忘的历史记忆中彷徨。神秘的西陵国，它究竟在何方？

四川省绵阳市的盐亭县因为与产盐的盐井相邻而得名。近现代以来，学者们在考察盐亭煮盐文化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蚕桑文物、化石、嫘祖文化遗迹，还发现了唐代刻立的《嫘祖圣地》碑，以及许多关于嫘祖发现天虫、养蚕制丝传说的信物等。学者们还根据当地地方志得知：上古各小部落，沿西陵河建起了西陵诸侯国，他们先后发明了养蚕、抽丝、制衣，并选举发明人嫘祖为酋长。到今天，当地百姓称县城南60公里的一座山为嫘祖山，山上还有个嫘祖穴，当地世世代代口头相传，洞穴就是当年嫘祖的出生地，老百姓仍保留有每年祭祀嫘祖的民俗。各处祭祀先蚕嫘祖的香火始终不灭，各地残存的遗址也大量存在。如盐亭三元笼子寨联姻地、黄甸镇嫘轩龙凤呈祥地、射洪嫘丝池电站的地名、南部的丝公（姑）山、中江的凤凰山等。原古西陵大量属地的山、地至今还保留着与嫘、凤、丝有关的名称。

这种种迹象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关注，经过长期考察，20世纪末，他们在当地祖家湾古墓群中发现两幅石刻，分别是《轩辕酋长礼天祈年图》和《蚩尤风后归墟扶桑值夜图》。依据这些历史遗存和考古发掘，专家们相信，盐亭县应该就是当年嫘祖的出生地，也是西陵国的所在。当然，盐亭只是西陵国管辖境内的一个区域，西陵国的势力范围到底有多大，由于历史的久远和资料的缺失，详细的数据已经无从考证，专家们只能做一些大体范围猜测。西陵国是上古巴蜀地域里的一个非同一般的古老王国。人们曾经在西陵国境内发掘出高60厘米的青铜跪俑，其年代比三星堆更古远。还有一座上古界碑，上面刻有50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西安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似，是属于公元前四五千年前的文化遗存，就时间来计算，比两河文明、埃及文明时期的文字古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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嫘祖，是传说中的北方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的元妃。她生了玄嚣、昌意二子。玄嚣之子蟠极之孙为五帝之一的帝喾；昌意娶蜀山氏女为妻，生高阳，继承天下，这就是五帝之一的“颛顼帝”。《史记》提到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妻，她发明了养蚕治丝的方法。与炎帝、黄帝一样，被后世尊为人文始祖。

古蜀国神职人员都是盲人

1986年的七八月间，四川的广汉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变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当地农民在两次寻常的取土挖掘中，竟然挖出两个装满了珍贵文物的土坑，人们发现了大量造型怪异、美妙绝伦的青铜人头像、面具、青铜礼器及玉石器。这一发现轰动了世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广汉三星堆从此名声大噪。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三星堆文化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猜想与争议从此开始。

据我国学者考证：三星堆文明位于四川古蜀国，早于夏商时代。该文明具有自己的政治中心，已经开始群居生活并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形态，有较为完善的宗教礼仪祭祀制度，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和黄金冶炼技术，有规模可观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术，有城墙遗址并发现了古代居民对自然水系利用和治理的遗迹。

这些青铜人头像和面具，充分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特点。在众多的青铜人头像里，有三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凸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

这些铜人像中有一些是没有瞳孔的，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部分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著名考古学家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铜像的身份，并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凸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棱，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大眼睛的铜人可能有几种身份，其中一种可能是萨满一类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叫做“瞽”，是一群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双目失明的特殊人。

根据民族志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作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一种玄幻的意识感觉，他们身份特殊，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眼睛却是失明的。难道在三星堆王国的神职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这些铜像都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当时的社会文化仪式是怎样的，当时能够通天地人神的神职人员是否都是盲人，这仍是个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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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典籍，如《山海经》、《吕氏春秋》等认为，盲人能够通灵天地，预言吉凶祸福，所以自古依赖祭祀和算命为生者常常是盲人。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巫师通常是生理有缺陷的人，或者是盲人，或者有癫狂病、神经质。病态的人表演虚幻的巫术，人们便用虚幻的心情去接受，巫术的效果便显得格外逼真。

大立人青铜像是蜀王还是宗教酋领的形象

1986年的夏天，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异常热闹。两个月来，巨大的收获已经使考古工作者亢奋不已。这一天，当考古工作者将坑里的一个青铜人像抬出来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围观的人们叹为观止。这个青铜立人像被发现的时候，从腰部折断为两节，修复后的青铜立人像身高1.7米左右，连底座通高2.62米，重180公斤，被尊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立人像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面有发际线。整个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造型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这尊不同寻常的高大青铜雕像代表的可能是谁呢？

当年的发掘者陈显丹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段渝先生从立人像的体量推测他是蜀王的象征。学者们各执一见，难有定论。

大立人青铜像头顶花冠的正中，有一个圆形的代表太阳的标志。从它所在的位置看，这个大立人像也许就是代表太阳神在行使自己的职能，也许他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这是太阳崇拜的直接表现。

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我国是罕见的。这尊雕像的那双夸张的大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就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握着什么呢？如果能够解开这层谜，大立人青铜像的身份之谜或许也就能随之而解开了。

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我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它一般是作为一种祭祀天地神明的礼器。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认为，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所以他推测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主持挖掘的陈显丹认为它还是一种手势，他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作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地比画。这样看来，大立人青铜像更有可能是当年的一位能够绝地通天的原始宗教领袖。

时间就像重重迷雾，总是遮挡住人类勇于探索求知的目光，这个横空出世的青铜大立人身份之谜，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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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政教合一，是一种政权和神权合二为一的政治制度，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同为一人，政权和教权由一人执掌，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民间事务的准则，民众受狂热和专一的宗教感情所支配。它最早在原始国家中出现，发展到中世纪，拜占庭帝国、沙俄、阿拉伯帝国、印度、意大利等国家或地区还继续实行。

蜀王蚕丛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

公元前316年，秦国张仪、司马错率军攻灭蜀国。古老的成都平原，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五个王朝。由于它们都是西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没有文字，加之离汉晋时已久远，故古人对这些王朝的记载十分简略，有的甚至互相矛盾、荒诞不经，更给古蜀国增添了几分神秘。

古书《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蜀王蚕丛长着“纵目”的眼睛，那“纵目”是什么样子？历代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纵目之谜也沉睡了数千年，直到1986年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

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的出土，顿时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在这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贵、奇特。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又如一件突目铜面具，双目突出的圆柱长9厘米。

古蜀人如此重视刻画眼睛，这种奇特的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纵目之谜”由此也逐步走下神坛，公诸于世。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从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加以艺术化的夸张，由此，“纵目”，这个本是个人生理缺陷的特征，随着岁月流逝，在蜀王蚕丛丰功伟绩的光环下竟也成了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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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王蚕丛，又称蚕丛氏，是蜀国首位称王的人，他是位养蚕专家，据说他的眼睛跟螃蟹一样是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襟左掩（又称“左祍”，即右边衣襟压左边衣襟）。最早他居住在岷山石室中，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到成都居住。西周时期，蚕丛氏被其他部落打败后，他的子孙后代分别逃到姚和雟（今四川西昌一带），最后由鱼凫结束了这次战争。

三星堆文明来自何方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成都以北广汉郊外的三星堆，它是一处距今5000~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是我国20世纪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三星堆文明来自何方？出土的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让人无法揣测。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看到发掘出土的金面罩、金杖，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

因此，曾有人认为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外星文明、玛雅文明，甚至古城本身是世界朝圣中心。但猜测毕竟是猜测，没有科学依据和实证分析。考古学家通过进一步挖掘和实地考察，一一推翻了这些假说。

三星堆文明，作为古代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活动的结晶，必然与其他古文明有着相似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目前，考古学界通过古文明的相互影响，推定三星堆文明之源可能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

据了解，通过对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作DNA分析，发现当时的大象属于亚洲象，这从一个侧面否定了玛雅文明或外星文明与三星堆文明的联系。

针对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的说法，有关专家指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由于四川地区地形极其险峻，客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要想有数条四通八达的朝圣之路，对于古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况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当时曾经有外来高级文明传入的先进技术来改善交通。

据研究分析，很早以前一支蜀先民部族顺岷江山地河谷南下，进入成都平原，与当地土著居民逐渐融合，形成了蜀族最早的一部。从族属关系上看，几代蜀王大多都是蜀氐羌系，除此之外，还有巴人及荆楚民族、西南少数民族和越民族等，正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构成一样，也是多民族的统一体，而非什么“杂交文明”和“来自其他大陆的‘老外’”。

因此，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然而，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不会就这么轻易被揭开，许多疑点还是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在12平方公里的文化重点保护范围内，已发掘的仅有7000平方米，留待人们去猜想、研究的未解之谜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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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凫氏是古蜀国五代蜀王中继蚕丛、柏灌之后的第三个氏族。从文物考古发现来看，人们注意到了广汉三星堆自第二期文化开始，就出现了与鸟有关的器物，这当与柏灌氏取代蚕丛氏有关。而第三期所出的大批器物上不仅有鸟的图案，而且还有鱼图纹饰。这一变化则反映出三星堆第三期文化与鸟族和鱼族密切相关，或者说，它反映出鱼凫氏取代柏灌氏的历史事实。

三星堆文明因何消亡

辉煌壮阔的三星堆文明，持续了1500多年，却又离奇地消失了。当历史再度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一晃2000多年已经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一个繁荣昌盛的古蜀国神秘地从人间蒸发，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

想象力丰富的人类，总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假想了种种原因。

洪水泛滥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古蜀国所在的成都平原，有数条河流经过，受到气候的影响，极易发生突发性的洪水。肆虐的洪水可能让古蜀国的人民四处逃亡，因为无奈他们的家园已经成为汪洋泽国。考古学家也曾在遗址中发现一些洪水留下的沉积层。

山崩地裂说。有专家认为，在三星堆附近发现的洪水沉积层，只在局部地区存在。而其他地方的文化层都还存在，不可能是大规模的洪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痕迹，说明以前曾经发生过火灾。古人生活的木房屋在地震时极易发生火灾，由此导致了古蜀国千百年的文明成果在一片混乱和大火中离奇消失。

异族征服说。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它们是在一片战乱中被破坏殆尽。考古学家从器物类型的角度分析发现，具有三星堆文化风格的陶器原本十分流行，但是到了后来，另外一种造型风格的生活生产器物开始盛行，而生产这些器具的乃是川东和鄂西地区的巴人，巴人逐渐将古蜀人的势力范围侵占，直至用武力将其驱逐出成都平原，最终，古蜀国文明也随风而逝。

政治中心转移说。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消亡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文明随着政治中心北移而变迁了，一部分三星堆人也被迫上山独自发展了。三星堆文明比较发达、政治上占据主动的年代应该与商朝同期，而逐渐消失和被遗忘、被同化的时间在西周晚期。这时期被称为“文明大迁徙”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华文明开始以北方为中心发展，而上古的三星堆文明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受到外来文明的吸引力的影响，古蜀国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优势地位，政治上的强弱变化导致了战争的开始，而且几百年后的秦国更是一举灭蜀，古蜀文明更因外人的进入而逐渐被淡忘。

三星堆古蜀国究竟缘何消失，尽管我们暂时无法透过重重迷雾发现真相，但它留给我们的巨大遗产，也足以引发无限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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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文化，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例如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三星堆的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古庸国起源何处寻

在我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庸国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庸人也是最古老的氏族之一。由于史书缺少记载，庸国的地位曾长期被人误解，有的称其为“楚之附庸”，说庸人就是楚人等。实际上，这些都是对历史的误读。

关于庸的起源，古往今来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容成氏”之说。对于容成氏的身份，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博物志》载：“容成，黄帝之臣。”而《庄子·胠箧》则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对于《庄子》的记载，有学者曾表示怀疑，但上海地区出土的简牍中，对容成氏进行了相似的记载。上古时期，“容”与“庸”通用，因此有人说容成氏就是庸成氏，容成氏就是庸国的先君。

二是“祝融”说。对于祝融的身份，也有多种说法。一是说祝融是上古三皇之一，《礼》中说：“伏羲、神农、祝融，三皇也。”又说：“祝者，属也；融者，续也，言能延续三皇之道而行之，故祝融也。”《庄子》中记载，在神农之前祝融就已经存在。还有一种观点，祝融就是上古三皇中的燧人氏，因为他发明了钻木取火的办法，为人间带来了温暖，因此人们尊称其为祝融。有学者研究认为，“融”与“庸”音近，“庸”即“融”演化而来，因此，庸人就是祝融氏的后代。

上古历史已经苍茫不可考了，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庸文化具有完全独立的体系。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它在夏代，或者最迟在商代时就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的国家，并且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丧葬文化、婚姻文化、语言义化、巫术文化等，惠及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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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汉江最大的支流堵河上，正兴建一座规模仅次于丹江口水库的大型水利工程——潘口电站。考古工作者在库区淹没区开展抢救性发掘，一个被世人忽视的神秘古国——庸国，遂揭开了面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地理考古研究所所长徐少华介绍称，商代以后已有关于庸国历史的明确记载，其核心地区在现今的竹山、竹溪县一带。庸国虽然处于崇山峻岭中，但在经济文化上至少与中原的商、周有联系。它是3000多年前川东鄂西一批小国家的“领头羊”。庸国是制陶大国、诗歌大国、乐器大国、筑城大国、营建大国、冶铸大国、造历大国、农业大国，它完全可能是领先跨入文明门槛的国家。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张良皋先生说，先秦时代许多文化之谜包括四灵、五行、十干、八卦及楚文化等均与庸国息息相关。古庸国文明被史学界低估了。

古庸国有着独特的丧葬习俗

古庸国的久远历史虽已如茫茫丘墟，但今天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却能够从数千年前留下的各种遗迹来复原古庸人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他们发现，庸国人有着独特的丧葬习俗。

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性之一是岩葬，也就是我们一直视为神秘奇观的“悬棺文化”。悬棺历来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的传统，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

庸国故地（今湖北、陕西、重庆、湖南交界处）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人的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一来变得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

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了解了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理解，庸国立国千年，却未发现古庸人的王室墓穴。

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又叫“唱孝歌”。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锣，围着棂柩迈着曼曼的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或后随一人跟唱。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黑暗传》，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黑暗传》并非出自某一人某一时某一地，而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但是，关于《黑暗传》的形成过程，却一直成为史学界和文化界的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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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传》由神农架林区文化干部胡崇峻于1984年发现，曾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它是民间歌谣唱本，被称为汉族首部创世史诗，从明、清时代开始流传，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世界形成、人类起源的历程，融汇了混沌、浪荡子、盘古、女蜗、伏羲、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等许多历史神话人物事件，并且与我国现存史书记载的有关内容不尽相同，显得十分珍贵；它作为远古文化的“活化石”，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神话、历史、考古、文艺、宗教、民俗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庸人的最终归宿在哪

创造了独特灿烂文化的古庸国，由于其离奇地消亡，导致史籍无载，后世更是难以探知其文化之曼妙神奇。那么，古庸人最终到了何方？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只得韬光养晦，一心修整内政，在对外政策上大大收敛。楚国的四邻认准这个时机，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当时的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楚王实现了“一鸣惊人”的壮志。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这才是“庸人自扰”这一成语的真正来历。

庸国灭亡后，秦楚两国疆域相连，在两大强国近四百年的拉锯战中，庸国故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早在灭国之时，庸人就开始了悲壮的迁徙，去寻找新的家园，在四面强敌的虎视下，他们的迁徙路线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沿着武陵山脉，进入到清江、澧水流域，而这些区域，正是现在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地。

从流传于今的张家界、湘西的地名中可以看到，从遥远的庸国迁徙而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在与当地族群经过了最初的冲突后，他们融入了土家族的先民中，并为我们留下一系列地名：庸州、大庸溪、施溶溪、大庸滩、大庸坪、大庸口、庸水、武陵江……庸人与当地族群和谐共处，并将大庸开发成为避秦遗世的武陵仙境，成为后世诸多隐士的梦境之地。一代又一代的有名、无名隐士，在隐逸中成就完美的隐逸人生，也使得庸人留下的隐逸文化逐渐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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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庸人举族南迁之前，与庸人同宗同族的赤松子就已归隐于大庸。在庸文化的早期源起中，伏羲画八卦已经发展出儒道两宗，赤松子是道家的开山人物。他淡泊人世，隐居大山，修炼长生之道，首创辟谷养生法。采百花为食，极山林之乐，是中国道家一脉的开创者。炎帝女儿对他极是爱慕，随他四处云游修道。后来，赤松子归隐大庸，开中国隐逸文化的先河，也为后世庸人南迁指明了一条道路。

赤松子之后，鬼谷子也隐遁于大庸，其后，汉留侯张良同样归隐于大庸。这三人是我国历史上大有名气的人物，他们的归隐自然是万众瞩目。与这些文化名人相比，更多的隐者已然湮没于历史的清风里，在无名中成就了真正完美的隐逸。

楼兰古国因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1900年3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向东，想寻找行踪不定的罗布泊，然而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古城，这就是今日令无数探险旅游者心驰神往的楼兰古国。

对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变迁。两晋之后，丝绸之路改走北道，中原在楼兰的驻兵和屯田事业也从此向北转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楼兰古城便慢慢被废弃，最终销声匿迹。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看法忽视了楼兰古国自身的原因，并提出是战争摧毁了楼兰。作为军事重地，历史上匈奴、吐番、月氏等国都曾统治楼兰。在楼兰城周边的多处墓地可以看出，墓地中葬有不同的人种。有可能是楼兰被占领后，占领者实行了屠城，然后撤离，楼兰因此慢慢被风沙淹没。

从自然气候方面提出的假说认为，楼兰古国的消失是源于全球气候环境的变迁。楼兰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涉足，青铜器时代这里恰值高温期，罗布泊湖面广阔，环境适宜，人口繁盛。但此后就进入了降温期，水土环境变差，河水减少，湖泊缩减，沙漠扩大。距今约2000年前，楼兰地区急剧旱化，楼兰古城的消亡大约在公元前后至四世纪（中原的汉朝到北魏时期），而这一时期正与该地区旱化加剧的时期相重叠。其实，在这一旱化过程中，不仅造成了楼兰古城的消亡，由于沙漠扩大，先后发生了尼雅、喀拉墩、米兰城、尼壤城、可汗城、统万城等古国古城的消亡。因此，楼兰古城的消亡是在中国北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气候出现旱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它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只不过由于楼兰处在干旱内陆，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文环境影响更显著罢了。

不管是何种原因，辉煌灿烂的楼兰古城永远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滚滚黄沙遮盖了昔日的繁华，留给今人的只有神秘的海市蜃楼和愈发离奇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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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记载，早在公元2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廓之国”，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属西域36国之一，与敦煌邻接，公元前后与汉朝关系密切。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就从楼兰分道。古代楼兰的记载以《汉书·西域传》、法显以及玄奘的记录为基础。《汉书·西域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法显谓：“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玄奘在其旅行末尾作了极其简单的记述：“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Navapa）故国，即楼兰地也。”

匈奴的起源是怎样的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民族，战国时分布于燕、赵、秦以北地区，汉初以后势力逐渐强盛，统治大漠南北，建立奴隶制军事政权，屡与中原王朝征战，曾经大败汉军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迫使刘邦缔结和亲之约。

汉武帝即位后，多次派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进军漠北，扭转了屈辱忍让的局面。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内部纷争，分裂为南、北两支。南匈奴人居内地，南北朝时成为逐鹿中原的“五胡”之一，曾先后建立前赵、北凉、夏等国。

北匈奴屡为东汉和南匈奴所败，部分西迁，引起欧洲民族大迁徙，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

然而，这样一个对于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民族，学术界尚未能确论其起源和来历。

自汉魏以来，关于匈奴的起源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见解。歧义产生于《史记·匈奴列传》的一段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一部分学者根据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认为，匈奴是夏之后代，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

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为匈奴。近代学者吕思勉、金元宪等，也持类似看法。

另一部分学者根据《史记》记载的后半段文字，认为匈奴原是山戎、猃狁、荤粥。《孟子》（赵岐注）、《毛诗》（郑玄笺）等均持此说，到了近现代，关于此说的论述更为精密。

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认为商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梁启超、方壮猷的意见也与王国维一致。

还有一说，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

上述看法，在近现代学者中并未取得一致。蒙文专家黄文弼认为，鬼方、荤粥、猃狁是古代披发左衽的羌族，林胡、楼烦、义渠才是胡服椎结的匈奴的前身，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民族。另以岑仲勉为代表，认为匈奴与先秦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不可混为一谈，匈奴应是西方草原的一个游牧民族，秦始皇之前，还未游牧至中国北部。

由于匈奴的起源问题不能解决，匈奴的族属（蒙古族、突厥族，还是斯拉夫族）、匈奴的语系（蒙古语系、突厥语系，还是伊朗语系）等问题也都成为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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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是一个或两个古代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他们以蒙古为中心建立国家。到汉武帝时，发动了三次大战：河南之战（也叫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此时正为伊稚斜单于在位时期。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占领河套地区，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击败入侵的九万匈奴骑兵，公元前121年，派霍去病夺取富庶的河西走廊。此时，汉降将赵信劝匈奴把王庭迁徙到漠北，以避免受攻击，以地理的优势以逸待劳，击败汉军，匈奴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公元前119年，卫、霍分东西两路进攻漠北，霍去病击匈奴至今蒙古国境内狼居胥山，卫青东路扫平匈奴王庭。匈奴右贤王率领四万余人投归汉朝，汉军共获俘七万多人，伊稚斜单于及左贤王带少数人逃走。

匈奴人也是华夏子孙吗

在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活跃在中亚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到底是什么人种？他们也是华夏的子孙吗？匈奴人的起源是哪里？匈奴人与现在的哪个民族有关系？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据部分史籍记载，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这样看来，匈奴人也曾是华夏的子孙。

著名学者闻一多的《伏羲考》就认为，匈奴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他们最早是以龙为图腾的“诸夏”的一部分，起初都住在黄河流域上游，即古代中原的西部，后来也许因受东方一个以鸟为图腾的商民族的压迫，一部分向北迁徙的，即后来的匈奴；一部分向南迁徙的，即周初南方荆楚、吴越各蛮族，现在的苗族即其一支的后裔。这段历史，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商汤战胜夏桀。由于征战，原先华夏民族中一部分北迁的部落成为了后来的匈奴，不得不脱离了华夏民族大家庭，以至于后来兄弟阋墙，互相攻伐，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确实是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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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蒙恬北击匈奴，收河套，击退匈奴700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真正与匈奴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是在汉朝，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匈奴，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冒顿单于30余万骑兵围困7昼夜，侥幸逃脱。其后的文、景诸帝便沿用和亲政策以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汉朝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派霍去病夺取富庶的河西走廊，卫青则在东路扫平匈奴王庭。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两部，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臣，是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后来南匈奴与汉联合夹击北匈奴，先后败之于漠北和阿尔泰山，迫使其西迁，从此北匈奴就从中国古书中消失。

南匈奴南下汉化，一直居住在河套一带，三国时期曹操把匈奴分成五部。尽管势力进一步分化了，但依然表现出不俗的民族活力，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就是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的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匈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从中国历史中消失，和其他一些民族一起融入华夏族为主体的汉族。

匈奴有没有自己的文字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匈奴人没有文字。这种看法最初来自于《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这样看来，似乎匈奴没有文字，更没有留下像汉族那样卷帙浩繁的档案材料。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了千百年的“游牧帝国”，难道真的没有自己的文字吗？

在《汉书·西域传》中又有“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者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这里的“信”，可能就是作为公文的“书信”，那么单于写给西域诸国的书信，必非汉字，如果不是自己的“胡字”就是西域文字。

另外从西方的文献中更明确印证了这一点。韦尔斯《世界史纲》描述了阿提拉汗庭招待罗马使臣的宴会上用拉丁语、哥特语、匈奴语表演各种诗歌、喜剧的场景。史学家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也提到：“匈奴王阿提拉与西国使命往来，坛坫称盛，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这里是说阿提拉的宫廷里朗诵诗歌、表演喜剧讲的是匈奴语而不是汉语，阿提拉与西方国家文书往来也用古匈奴文字。

匈奴是一个游牧的多民族国家，在其向东西南北四面征服的过程中，不同人种和语言的民族臣服于匈奴铁蹄之下，不可避免地对匈奴语言文字产生影响，致使其使用的语言文字复杂多样。所以，在保存不多的匈奴词汇中，学者们发现既有蒙古语成分，又有通古斯语和突厥语成分。那么很有可能，匈奴的文字也是在吸收了多种文字的基础上书写出来的。

现在，考古学家从阴山匈奴时代的岩画上发现了匈奴文字的一些证据。这些岩画中已经出现了具备文字形态特征的符号。

而更确实的证据则令人有惊奇的发现：近几年来，蒙古考古学家在境内发现多处匈奴墓穴，并从中挖掘出约2000多件文物。蒙古科学院考古学者图尔巴特说，从匈奴墓穴中挖掘出的文物中有属于中国东汉时期的铜镜、弓箭、桦树皮画、铜锅、石砚以及镶有宝石的装饰品等。他说，从蒙古布尔干省呼特格温都尔县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来考证，匈奴人当时已有自己的文字，类似于鄂尔浑文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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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甘肃武威出土了青铜文物和刻字奇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据文物专家分析，由于石头上的“天书”很不规则，密密麻麻的，有人猜测这是时人在石头上剁肉留下的痕迹。但这一说法很快被大家推翻了，因为这块石头表面比较光滑，留下的“痕迹”又有许多象形图案和类似“八”字和三角形的符号。但究竟是不是文字，有专家猜测：这可能是匈奴人使用的文字。匈奴人的文字至今在任何史料中都没有发现过。如果真是匈奴文字，那这块石头就是我国出土的第一件记录匈奴文字的实物，极具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鲜卑人的起源地在哪里

在北方地区一直流行一个传说，显赫一时的鲜卑族就起源于鲜卑山。但是鲜卑山到底在哪里，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知道，有人认为鲜卑山在洮儿河以南，有人认为鲜卑山可能在外兴安岭，他们的观点相差千里，到底谁对谁错也无从得知。那么，鲜卑山到底在哪里？

直到1980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管站的米文平在大兴安岭嘎仙洞的墙壁上发现了北魏李敞刻的祝文之后，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嘎仙洞的所在就是鲜卑山。

嘎仙洞位于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甘河北岸噶珊山半山腰的花岗岩峭壁上。那么，有什么证据说明嘎仙洞就是鲜卑族的起源地呢，此洞和鲜卑山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魏书》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鲜卑族的祖先生活在鲜卑山附近的时候，曾经在那里为祖宗凿石建过祖庙。等到南迁建国后，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个祖庙的位置了。后来大兴安岭乌洛侯使者向北魏皇帝禀告发现了祖庙的位置，因此北魏太武帝派遣中书侍郎李敞去那里考察，李敞遂在那个石庙中举行了告祭天地的仪式，并在石庙中的壁上刻上了祝文。

嘎仙洞洞内右侧石壁上的“祝文”全文共201个字，首尾完整，内容与《魏书》基本相同。此祝文被发现后，大多数人认为嘎仙洞的所在地就是当年的鲜卑山。

但我们应该注意一点，那就是此祝文只仅仅可以证明，嘎仙洞就是当年李敞来过的地方，但却无法证明，这里就是鲜卑人的发源地鲜卑山。因为从祝文上我们可以看出，李敞来此洞的目的是告祭天地，而不是祭奠鲜卑人的祖先。从李敞返回后此事就不了了之来看，李敞当年应该就否定了此处就是鲜卑山的说法。如果这里不是鲜卑山，那真正的鲜卑山到底在哪呢？至今无人知晓。而鲜卑山的大体位置我们也只能是推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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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鲜卑属东胡系，居于鲜卑山，因此得名。秦汉之际，乌桓、鲜卑受匈奴役属。东汉初，北匈奴势力衰微后，鲜卑大规模南迁与西迁，开始发展。晋与十六国时期，鲜卑中的慕容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秃发氏和拓跋氏，都曾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雄据一方的政治势力，而慕容氏曾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乞伏氏曾建立西秦，秃发氏曾建立南凉等割据政权。拓跋氏先建立代国，后终于统一北部中国，成为南北朝时强大的北魏王朝。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鲜卑化的汉人高氏，与鲜卑宇文氏分别建立北齐、北周。隋唐以来，鲜卑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但他们的后裔却在这两个朝代居于重要地位。隋唐的建国者杨、李二家即是鲜卑化的汉人，而他们的母、妻又是汉化的鲜卑人，至于两朝的达官显宦，鲜卑人就更多了，其中位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

鲜卑是怎么南迁入主中原的

鲜卑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原建立王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经历了从森林走向草原进而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他曾历经千辛万苦，举族南迁。那么是什么压力迫使一个游牧民族走出森林，走向草原，最终竟得以入主中原？

众所周知，历史上曾先后兴起的鲜卑部落有宇文氏、段氏、慕容氏、乞伏氏和拓跋氏，这几个部在五胡十六国期间，都曾在中原地区活跃一时。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拓跋鲜卑。它是鲜卑族最东北的一部，居住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嘎仙洞附近的大鲜卑山。由于拓跋鲜卑部落的不断发展壮大，大鲜卑山以及嘎仙洞已无法满足他们发展的需要，所以其首领便率众离开大鲜卑山，向呼伦贝尔大草原迁徙。

鲜卑南迁的历程，先是举众离开大兴安岭，西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到达额尔古纳河上游的依山盆地。考古学家在这些地方经常发现鲜卑墓地，如陈巴尔虎完工墓群、满洲里市西的扎赉诺尔墓群以及海拉尔市南伊敏河流域各地发现的墓群等，都是拓跋鲜卑从大鲜卑山向西向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的遗存。由于他们是陆续迁出，所以墓葬的时代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反应出鲜卑的不同发展阶段。

在墓葬中出土的遗物中，引人注目的是飞马纹动物形铜鎏金带饰，它是鲜卑人信奉的古神兽。传说在鲜卑族南迁时遇到沼泽地，部族面临灭亡的关键时刻，是这个神兽从天而降，带领他们走出了沼泽地，实现了他们南迁的梦想。其实，正是这个传说中的神兽反映了鲜卑族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可谓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他们面对一望无际的草原，面对大自然环境的考验，从森林民族转变为草原民族过程中，付出了六至七代人的努力。

有趣的是，当鲜卑人到达呼伦贝尔草原后，本来此地牛羊繁盛，水源充足，又有呼伦湖和贝尔湖，按理说应该会长期定居于此，但是又因“有神人言：此地荒僻，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于是又继续向西跋涉千里，来到燕山、阴山这片匈奴故地。拓跋部自身经济的发展，加之迁徙到距离中原更近的地方，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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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8年，鲜卑与汉朝、南匈奴等共同攻打北匈奴。从此鲜卑开始强盛。

公元314年，鲜卑拓拔部拓跋猗卢被晋愍帝进封为代王，建立代国，60余年后被前秦所灭。

公元329年，鲜卑吐谷浑部叶延继承汗位，正式建立吐谷浑国。

公元337年，慕容鲜卑首领慕容皝称燕王，史称前燕。

公元384年，鲜卑贵族慕容冲称帝，史称西燕。

公元384年，慕容垂在荥阳自称燕王，史称后燕。

公元385年，乞伏鲜卑首领乞伏国仁在陇西建立西秦。

公元386年，拓跋珪收集旧部，再次称代王，后迁都盛乐，改称魏王，建立北魏政权。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公元397年，河西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南凉，历三朝，延续了18年。

公元398年，慕容德在黄河南岸的滑台称帝，史称南燕，12年后被东晋消灭。

历史上有两个月氏国

月氏国是古代中国西北民族，亦称“月支”、“大月氏”。大家看到这个“大月氏”，一定会想，有大月氏，该会有小月氏吧。确实，中国历史上确实还流传着另外一个名称：小月氏。那么，大月氏和小月氏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还是仅仅是一国两名呢？

司马迁《史记·大宛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约在当今甘肃省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月氏人早期以游牧为主，住在北亚，并经常与匈奴发生冲突。它曾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两个方向胁迫中部的匈奴，匈奴被迫送质子于月氏，不料后来，这个质子逃回国内，杀父自立，就是史上赫赫有名的冒顿单于。他积聚力量，在公元前205~前202年间最终打败了月氏。

月氏人只得离开河西走廊这块宝地，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西迁生涯，其间历经数次磨难。公元前177年左右，冒顿单于再次击败月氏。这次失败后，月氏人迁到更西的准噶尔盆地。此地位处丝绸之路的咽喉，控制着东西贸易，大月氏由此慢慢变得强大，大有复国之势，不料到老上单于时（公元前174~前161），匈奴又破月氏，月氏再次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公元前139~前129年间，在天山北麓并附属匈奴的乌孙率兵驱逐了大月氏，迫使它不得不再次向西南迁徙，它去哪了呢？南下大夏，远涉北天竺国。自南下大夏后，月氏人大部分逐渐定居和从事农业，并有比较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大月氏王国城市和商业也很繁荣，特别是由于丝绸之路在西域的南北两道越过葱岭后均进入大月氏境内，因此，大月氏曾是古代沟通欧亚经济文化联系的咽喉要道和中转站。

那么小月氏又是从何而来呢？原来，公元前205~前202年间，月氏被冒顿单于击败后，一分为二：西迁至伊犁的，被称为大月氏；南迁至今中国甘肃及青海一带的，被称为小月氏。历史上记载：“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小月氏长期与青海羌人杂居，故又称湟中月氏胡。汉代开发河西、湟中地区，小月氏又向东北迁徙，游牧于湟中、今居（今甘肃永登）一带。久而久之，小月氏已经融入了羌人之中。这也是小月氏不为许多人熟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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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9~前122年，张骞两次西行，历经疏勒、大宛、康居，抵达大月氏，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张骞西行回国时，带回了如胡麻、葡萄、胡萝卜、蚕豆这些农产品，它们都是原产于大月氏。如今，这些农产品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元424~428年，大月氏生产琉璃的技术传入中国，使我国琉璃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贵霜帝国是月氏人的骄傲吗

贵霜帝国是曾存在于中亚的古代盛国，在其鼎盛时期（公元105~250年）疆域从今日的塔吉克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恒河流域。贵霜帝国在迦腻色伽一世和其承继者统治之下达至鼎盛，曾拥有人口百万，士兵二十多万，被认为是当时欧亚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安息并列。

如此一个拥有丰功伟绩的王朝，无疑会让其先人倍感自豪，然而，时至今日，贵霜帝国到底是由哪个民族创立的，却依然没有定论。

最早流行的看法是，公元前132~前130年，大月氏迁至阿姆河北岸，不久就征服阿姆河南岸的大夏，并定居在阿姆河以南的农业区。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1世纪初，大月氏国就分裂为五个小王国：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首领称“翕侯”，贵霜即其中之一，并且实力最强。它通过一百多年的征服活动，到公元一世纪上半叶，贵霜翕侯丘就却即库久拉·卡德菲斯在位期间最后征服了其他四部翕侯，自立为王，在大夏王国的废墟上进一步创建了统一的贵霜奴隶制帝国。从目前可见的史料看，《汉书·西域传》明确地说：“凡五翕侯，皆属大月氏。”《后汉书·西域传》也明确地说：“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因此，史家认为，贵霜王朝是大月氏人建立的。

而西方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及日本的羽田亨等学者认为，贵霜帝国的建立者并不是从我国河西一带西迁中亚的大月氏族，而是由被大月氏人早已征服了的希腊化国家大夏所建立。他们认为贵霜帝国是希腊血裔民族所建立，最初在我国青海地带，后来向西占领了中亚、西亚地区与波斯。之所以会有第一种看法的误会，可能是因为贵霜帝国兴起时，汉绝西域多年，复通西域后很可能将贵霜王朝误为曾臣服大夏的大月氏所创，故仍以大月氏呼之。

究竟哪种看法更接近真实，恐怕还有待考古学证据的发现。但是，贵霜人创造出的优秀文化成果是永远值得后人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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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霜帝国的建立，不仅打开了南亚与中亚之间的屏障，也在无意间为佛教的东传创造了有利条件。相传最早来中国的印度高僧是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他们在大月氏受汉使的邀请，用白马载着佛傢和佛经同来洛阳，明帝为此专门修建白马寺，从而开始了佛教在中国的流传。

乌孙人的故乡在哪里

乌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它在公元前2~1世纪崛起于我国西北地区，后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权——乌孙国。它曾经是西域最强大的国家；它曾在匈奴的庇护下复国，却不想长期居人篱下，便与西汉结盟，共同对抗强大的匈奴；它在贵族内讧中分裂，最终外患频仍，被迫西迁，流散各地，还一度被认为是哈萨克人的祖先。那么，乌孙人的故乡到底在哪里呢？

西域很早就流传着这样的诗句：“乌孙故国何处寻，牧人遥指伊丽水。”乌孙人最早在敦煌、祁连山之间游牧，与月氏、匈奴为邻，以游牧的畜牧业为主，兼营狩猎，不务农耕。西汉初，邻国月氏人开始强大起来，袭击乌孙，将其首领难兜靡杀死。乌孙部落投奔匈奴，寄人篱下。公元前177~前176年，在匈奴的支持下，乌孙新王昆莫率领部众，击败了大月氏，乌孙人就在伊犁河流域的赤谷城建都，建立了乌孙国，更因为伊犁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乌孙国在此发展，得以拥有了强大的商业和军事力量，国势日盛。

那么，乌孙国的疆域有多大呢？乌孙国东以玛纳斯河（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南部。源出天山北麓，北流注入玛纳斯湖。长约450千米）为界，西到巴尔喀什湖及塔拉斯河中游的辽阔地区，南到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和新疆焉耆西部天山中部草原一带，北至塔尔巴哈台山和阿尔泰山。由此可见，当时的乌孙牧地有多么辽阔。由于受到气候的影响，乌孙国有两个政冶中心，“冬都”是赤谷城，“夏都”则在今天的昭苏。

由于乌孙一直保持着四季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它没能留下更多的历史文化遗迹和遗物。如今只有那高耸于草原之中的土墩墓能让人们遥想当年乌孙人在伊犁河谷迎风策马、牛羊成群的美好图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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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孙古道是贯通南疆与伊犁之间的交通便道，它起始于新疆昭苏县夏塔乡境内，向南沿夏塔河谷、翻越冰达坂、终至南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境内。由于它北邻准噶尔盆地，南控塔里木绿洲，是贯通天山南北的咽喉，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都要争夺这块宝地。数千年来，这条重要的要道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故事。

汉武帝为了对抗匈奴而与乌孙结好、隋唐时期西突厥控制天山统治塔里木盆地、唐代西征突厥及与突骑施的交好等，都是通过乌孙古国来实现的。民间传说称唐玄奘曾穿越此古道。清初，南疆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区的很多维吾尔族百姓经过古道举家迁移至伊犁地区的昭苏。此古道也是国内外探险爱好者涉足的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