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毕升——活字印刷鼻祖

毕升本是一个印刷铺的工人，但他在工作中踏实敬业、善于观察、勇于创新，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它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进程。

雕版印刷的形成和演变

远古的“书”，最早刻写在龟甲牛骨上，后发展到刻写到竹简上。毛笔和墨的发明，使得读书人不仅能读书还能书写，不必像刀笔时代那样需要一个刻写匠随时侍候，而且能让人更方便更及时地记录自己的思想。春秋以前，我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但没有一人亲自著书，原因就在这里。

秦朝蒙恬发明用石灰水浸毛而去除毛表面的斥水物质的方法，促使毛笔的制作技术最终定型，毛笔才真正成为书写工具。至此，古人找到了书写流利、省时省力的书写方法，使书写不再是一件苦差事，人们闲暇之余写上几笔，并且力图写得漂亮，甚至互相比试以搏一笑，这样也就开创了书法艺术的先河。秦朝的李斯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大书法家，说明了笔墨技术在秦朝日趋成熟。

汉字结构复杂，每个人写的字都会有所不同，有的秀丽美观，有的粗鄙丑陋，这就促使人们把书法当作是一种艺术来追求，而提高书法技能的重要途径就是模仿好的书法作品，但是写字好的人，一般都是书吏之类，其大部分作品一般是政府公文，一般人很难见到。古代盛行石碑刻文，找写字好的人写成底文再由石匠刻出，是人们练习写字的最好模本。石碑笨重，不能带回家中继续模仿。

西汉晚期已出现纸张，但那时的纸张纤维粗糙，着墨性能差，主要是代替布用作包裹、衬垫之物，也有偶而在包装纸上写字记事的现象，如悬泉（或者是居延）遗址发现写有药名的纸张。造纸技术先是借鉴我国早已成熟的缫丝技术，把纤维物质浸于水中捣碎以分散纤维，将碎纤维捞出摊晾而成，纤维粗、纸质厚，书写性能差，未能广泛用作书写材料。东汉和帝时的蔡伦改革造纸法，制出薄而均匀、纤维细密的新型纸，大大提高了纸的书写性能，纸的主要用途才被转向书写。纸张薄而软，使得书法练习者们想出仿照印章盖印拓印碑文方法，带回家模仿，即拓片方式。

纸的发明，使拓印成为可能，使每个书吏都能练就一手好字，也造就了三国及晋代大批书法家的出现。西文字母文字结构简单、字母数量少而且用硬笔书写，可以写得很花哨，但无艺术可言。人们写好几十个字母后，就可以大量写字，没有拓片模仿他人字迹的需求，纸能写字就行了，没有对造纸术的需求，所以西方人没有发明造纸术的社会基础。隋炀帝创建科举制度，用写文章的办法选拔官员，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就能当官。

毛笔与墨发明后，人们可轻易把“书”写到任何材料、任何地方。但墨书不易保管，而且不易复制。受青铜器铭文的启发，人们把书籍内容写在木板上，雕刻出可以用于印刷的木版。到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172－178年），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多起来了，对书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晋朝初年，官府有书接近三万卷。南北朝时候梁元帝在江陵有书籍七万多卷。隋朝嘉则殿中藏书有三十七万卷，这是我国古代国家图书馆最高的藏书记录。除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也越来越多。比如晋朝郭太，有书五千卷；张华搬家的时候，单是搬运书籍，就用了三十辆车子。印刷术发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张华那样的富人才能有这么多的藏书，一般人要得到一两本书也很不容易，因为那时的书都是手抄本。

读书人大增，儒家典籍就得以广泛流传。尤其是南朝时期寺院林立，僧侣众多，无休止地抄写佛经，使人们迫切需求一种快速复制图文的方法，这就激发了印刷术的发明。雕版印刷术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平息，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了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顾名思义，印刷术的“印”字，本身就含有印章和印刷两种意思；“刷”字，是拓碑施墨这道工序的名称。从印刷术的命名中已经透露出它跟印章、拓碑的血缘关系。印章和拓碑是活字印刷术的两个渊源。印章的面积本来很小，只能容纳姓名或官爵等几个文字。东晋时期，道教兴起。道教的一派注重符录。他们在桃木枣木上刻文字较长的符咒，从而扩大了印章的面积。据晋代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道家有一种刻着120个字的复印。可见当时已经能够用盖印的方法复制一篇短文了。这实际上就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拓碑是印刷术的另一个渊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时儒家典籍全凭经师口授，学生笔录。因此，不同的经师传授同一典籍也难免会有差异。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为了免除从石刻上抄录经书的劳动，大约在4世纪左右，人们发明了拓碑的方法。拓碑的方法很简便。把一张坚韧的薄纸浸湿后敷在石碑上，再蒙上一张吸水的厚纸，用毛刷轻敲，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穴时为止，然后揭去外面的厚纸，用棉絮或丝絮拍子，蘸着墨汁，轻轻地均匀地往薄纸上刷拍，等薄纸干后揭下来，便是白字黑底的拓本。

这种拓碑的方法，跟雕版印刷的性质相同，所不同的是，碑帖的文字是内凹的阴文，而雕版印刷的文字是外凸的阳文。石碑上的文字是阴文正写。拓碑提供了从阴文正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后来，人们又把石碑上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再从而传拓。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曾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这种雕版印刷已经所差无几了。在唐代，印章与拓碑两种方法逐渐发展合流，从而出现了雕版印刷术。

唐穆宗长庆四年（825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说到当时扬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自己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用来换茶酒。“模勒”就是雕刻的意思。这是现存文献中有关雕版印刷术的最早记载。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唐文宗根据东川节度使冯宿的报告，下令禁止各道私置日历版。冯宿在他的报告中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已飞满天下。”可见当时民间从事雕版印刷业的人是很多的。

1900年，在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发现的藏书中有一卷雕版印刷的《金刚经》，其末尾题着“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一行字。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有确切日期的最早的印刷品。这册书的形式是卷子，长约1丈6尺，由七个印张粘接而成。最前面是一幅扉画，画的是释迦牟尼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又名“祇园精舍”）说法的情景。其余印的是《金刚经》全文。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

雕版印刷的版料，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如枣木、梨木等。先把木头锯成一块一块大小一样的板子，使之平滑，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划，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划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揭下来，纸上就有了白底黑字。一本书的字数自然是相当多的，所雕的板也不止一块，每一块都照这种方法刷印成文。全部印刷工作完毕，一页一页地装订起来，一本书也就成功了。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

说起印制书籍，雕版印刷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一种书，只雕一回木板，就可以印很多部，比用手写不知要快多少倍了。可是用这种方法，印一种书就得雕一回木板，费的人工仍旧很多，无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书籍，有些书字数很多，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雕好，万一这部书印了一次不再重印，那么，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没用了，而且雕版既笨重费力又耗料耗时，不仅存放不便，有错字又不易更正。

早期印刷活动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收集封建社会中妇女典型人物的故事。编写了一本叫《女则》的书。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死了，宫中有人把这本书送到唐太宗那里。唐太宗看到之后，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出来。《女则》是中国文献资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刻本。

大和九年（835年），剑南、两川和淮南道的人民，都用雕版印刷历书，在街上出卖。管历法的司天台还没有奏请颁发新历，老百姓印的新历却已到处都是了。颁布历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权，东川节度使冯宿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信，就奏请禁止私人出版历书。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历书。可是，历书关系到农业生产，农民非常需要，一道命令怎么禁得了呢？虽然唐文宗下了这道命令，民间刻印的历书仍旧到处风行。就是在同一个地区，民间印刷历书的也不只一家。

黄巢起义的时候，唐僖宗慌慌张张逃到了四川。连皇帝都逃跑了，当然也就没有人来管理禁印历书的事了。因此，江东地方的人民就自己编印了历书来出卖。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市场上就同时出现了两个版本的历书，这两套历书竟然在月大月小上相差了一天，这就难免发生了争执。这件事被一个地方官知道了，他觉得不可思议，说：“大家都是同行做生意，相差一天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历书，这么严谨的东西怎么可以差一天呢？这个地方官的说法真是叫人笑掉大牙。

亲历雕版印刷实际工作

北宋国都汴梁的大街上，车水马龙，热闹异常。

坐落在东门大街上的万卷堂书坊也是人来客往，生意十分兴隆。然而，书坊的雕刻工场里却鸦雀无声。几十个雕刻匠人正伏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雕刻着雕版。万卷堂书坊是汴梁城里最大的一个专营雕版印刷的手工业作坊。

在这些工人中有一个三十多岁，脸庞清瘦的青年，他身着半旧不新的粗麻布衣服，浓黑的眉毛下嵌着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就是毕升。毕升出生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父亲毕士奇勤劳本份，叔父毕士华是从事雕版印刷工作的印刷工人。毕士华年轻有为，广交四海，在宣州（今安徽）、益州（今四川）、钱塘（今杭州）、古荆州等地，毕士华都开办了毕氏印坊。淳化四年（993年），毕升十二岁时，毕士华因益州茶农王小波起义而回归故里，得以与毕升父子团聚，因叔父见多识广，给幼小聪慧的毕升许多的教益。淳化五年（994年），十三岁的毕升参加县考中头名，获“白衣秀士”之誉。至道二年（996年），十五岁的毕升在其父毕士奇的支持下，游学励志，他先是来到了钱塘（今杭州），然后到汴京（今河南开封）。

毕升小时候就经常在书坊雕刻坊外偷看匠人刻雕版，他勤奋好学，天天读书写字，什么真、草、隶、篆、甲骨文都学着写。因此，不到十五岁，就认识了不少字，而且练就了一笔好字。

号称“神刀王”的雕版师傅，刀下工夫远近驰名，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很多人慕名前来拜师，毕升为了提高自己的雕版技艺，就来拜师。“神刀王”看他聪明灵巧，十分讨人欢喜，而且毕升又写得一手好字，就收下了这名徒弟。毕升跟着师傅早起晚睡，勤奋学习雕刻技术，不长时间，他的技艺就有了长足的进步。毕升随着“神刀王”一学就是多少年，他起早贪黑地刻苦学习，技能上大有上进。

几年后的一天，“神刀王”雕刻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让毕升在一旁观看揣摩。哪知毕升不小心碰了师傅的胳膊，结果最后一行的一个“之”字刻坏了。这样，整块木板就要报废。当时“神刀王”没有责备他。可毕升难过极了，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先是暗暗埋怨自己，后来又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雕版印刷太麻烦了，印一种书就得雕一回木板，费的人工仍旧很多，无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书籍，有些书字数很多，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雕好，万一这部书印了一次不再重印，那么，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没用了。有什么办法改进呢？

从生活中得到灵感发明活字印刷

宋真宗咸平三年，即庚子1000年的上年，19岁的毕升迎娶同乡才女李妙音。

按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所记，毕升是在庆历年间（1041—1048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也就是在毕升59岁到66岁这一人生阶段。

自从弄坏了师傅的雕版以后，毕升就没有停止过思考。

一天，他对大家说：“师傅们！这种雕版印刷方法非改革不可！我毕升有这个决心。希望大家出点子，想办法，多多帮助。”

“怎么改？好多能人都改不了，何况咱们呢？”

“别异想天开了，还是老老实实刻我们的字吧！”大家七嘴八舌好一阵子也没辩出个道道。

毕升并不气馁，此后，一有空闲，他就考虑这件事。

有一天，毕升看见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等，然后随心所欲地摆来摆去。毕升看着看着，忽然眼前一亮，猛地一拍脑门，高兴地大叫起来：“有办法了！有办法了！如果把字也变成桌椅等玩具，不也可以随意排列组合了吗？”

这时已经是1048年的冬天，毕升66岁了。虽然天气很冷，他仍然伏在桌上，用小刀在一块块半寸见方的小木块上刻着字。手冻僵了，就用嘴嘘嘘热气再刻。就这样，白天上工，晚上刻字，三千多个常用字终于刻完了。

几个月后的一个早晨，天刚亮，毕升就起来了，急急忙忙地吃过早饭，便背着个大柳条筐，跨进了万卷堂书坊的雕刻工场。他兴奋地说：“诸位师傅，我用了几个月时间，已经把木活字刻好了。今天我想实验一下，请大家指教。”大家听了毕升的话，都有点惊奇，有的人带着半信半疑的神情从筐里拿出了几个木活字问：“用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毕升不急不忙地说：“活字印刷，印完了可以把字拆下来，下次再用。这不是比雕版印刷好吗？”

“字这么多，你怎样把需要的字一个一个拣出来呢？”

“请大家仔细看，我是把字按读音归类的。一种韵部一个类。同一类的字放在一个盘子里，然后再按部首笔画排出顺序，拣起来是十分方便的。”

“可是，怎样把字排在一起又使它们不分开，而且使字面平整呢？”

当看到毕升把木活字夹在一块有方格的铁框板里，用烧化了的松香之类的东西把没有字的一头粘在铁板上，拼成了一块活字版后，大家不住点头称赞。毕升在字上涂了油墨，开始印刷了，可是印着印着，字迹渐渐变大，笔画也越来越模糊了。原来是选用的木材出了问题。

“用什么好呢？”大家一时都没了主意。

有个师傅沉思了良久，说：“我想，最好能用一种既便于雕刻又不吸水的东西代替，可它又不是木料。到底是什么呢？我一时想不出。”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你一言我一语，纷纷议论起来。

这时，毕升看到一个年轻工匠手中的茶壶，心中猛然一动，脱口而出：“有了！有了！”大家听了毕升的话都有点莫名其妙。毕升镇静了一下，微笑地说：“我看到了瓦壶，猛然想起制活字的东西来了。如果用胶泥弄成坯刻上字，再放进窑里煅烧，不就可以制成不吸水又不易变形的活字了吗？”

第二日，毕升就来到了离京城不远的一个叫黔首谷的地方，这里出产一种土质细而黏性强的泥土。在黔首谷窑场工人们的帮助下，世界上第一批泥活字就这样在一个平民手中诞生了！

在大家的祝贺声中，毕升进行了活字印刷的表演。只见他从屋里取出一个有方格的铁框板，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包松香均匀地铺在上面，然后，便把铁框板放在炉子上加热。松香一遇热，就熔化了。然后他将细腻的胶泥制成小型方块，一个个刻上凸面反字，用火烧硬，按照韵母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在一块铁板上铺上粘合剂（松香、蜡和纸灰），按照字句段落将一个个字印依次排放，不一会儿，铁板上就排满了字。再在四周围上铁框，用火加热。毕升把铁框板从火炉上拿下来，迅速用一块平平的木板在字面上轻轻压了压，字面就平整了。松香一凝固，一框泥活字也就整齐地粘在一起，非常牢固。待粘合剂稍微冷却时，用平板把版面压平，完全冷却后就可以印了。印完后，把印版用火一烘，粘合剂熔化，拆下一个个活字，留着下次排版再用。

看到这里，大家齐声叫起好来。

毕升仔仔细细把印墨均匀地涂在字面上，然后小心翼翼铺上白纸，熟练地印起来。一张，两张，十张，百张……一连印了三百张，张张都很清楚。

周围的人都非常激动，师弟们更是禁不住啧啧赞叹！一位小师弟说：“《大藏经》5000多卷，雕了十三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了。师兄，你是怎么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的？”

“是我的两个儿子教我的！”毕升说。

“你儿子？怎么可能呢？他们只会‘过家家’。”

“你说对了！就靠这‘过家家’。”毕升笑着说，“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哈哈！这难道不是儿子教我的吗？”

师兄弟们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还是那位小师弟问道。

好一会，“神刀王”师傅开了口：“在你们师兄弟中，毕升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工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雕版印刷一版能印几百部甚至几千部书，对文化的传播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刻板费时费工，大部分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而且常会因变形、虫蛀、腐蚀而损坏。印量少而不需要重印的书，版片就成了废物。此外，雕版发现错别字，改起来很困难，常需整块版重新雕刻。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时间。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这样活字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

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方法既简单灵活，又方便轻巧。其制作程序为：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像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排字的时候，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拣出来一个个排进框内。排满一框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的时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加一定的压力就行了。为了可以连续印刷，就用两块铁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两版交替使用。印完以后，用火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可以从铁板上脱落下来，再按韵放回原来木格里，以备下次再用。

字活人死的结局

北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真宗御诏毕升协印《国书》。他二赴汴京，为赶印《国书》，毕升在汴京八大印坊推行木活字版印法。在北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的上半年，因水墨刷印，气温变化，致木活字变形高低不平，竟然印坏了《国书》，真宗一时龙颜大怒，下旨严办八大印坊坊主，毕升仗义执言，被判黥面死刑。同年冬至被义士袁斗法场救友而死罪得免，获活罪入沙门岛服刑。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时年四十二岁的毕升获大赦出狱还乡。其后毕升把全部心血致力于推广活字印刷术上，宋仁宗庆历九年之后改元为“皇祐”，皇祐元年（1049年），毕升相濡以沫的爱妻李妙音不幸病逝。皇祐三年（1051年），已经六十九岁届临古稀的毕升三赴钱塘推行泥活字版印法，在他刚满六十九岁的当日即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晨，为其妻单身赴灵隐寺还愿，被宿敌派杀手暗算，并翻渡船遇难于钱塘江中。

皇祐四年清明节前，农历二月初七日，毕升四子于古圻州镇东关（今湖北英山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之阳为其父毕升、母李妙音建冢树碑。同年，北宋大文豪范仲淹、大科学家沈括之父沈周先后辞世。至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也就是毕升诞辰九十五周年，死后二十六周年，因涉北宋宰相范仲淹推行新政而三次遭贬的沈括，时任宣州（今安徽）知州，往访毕升后裔，并参拜了陵地。

北宋哲宋元祐五年庚午即1090年，即毕升诞辰一百零八周年，逝世三十九年，沈括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撰写《梦溪笔谈》，在“卷十八”中记载了毕升胶泥活字板工艺流程，并留下了“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等274个字，为千年之后揭开活字印刷术发明者升升的身世之谜，留下了一字值万金的历史记载。毕升，一生坎坷，历尽艰辛，但他执着追求，用毕生的精力创造发明完成了活字印刷术，却没有得到当时封建王朝的肯定与推广，其生平事迹也没有载入历史和家谱，其生前生后事皆成千万之谜。只有在新中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毕升的事迹才得以重见天日，毕族后人莫不欢欣鼓舞，毕升的传说才得以穿越历史的尘封，向世人走来。

活字印刷术的远播

在中国印刷史上，沈括是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最早详细地介绍了毕升发明的活字版印刷技术，为印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他的记载，对推动活字版技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天仍考查不出雕版印刷术发明的确切年代。而活字版的情况就不同了，这一技术刚出现，就被同时代的沈括所记载，不但有发明者、发明的年代，而且有详细的工艺技术的介绍。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但这对一个公爵来说就算不了什么。

元代的姚枢（1201—1278年）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

十九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升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他费时三十年，制泥活字十万多个。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此后，他又印了许多书。20世纪60~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升的发明是可行的，打破了世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王祯（1271—1368年）创制了木活字。王祯是山东东平人，是一位农学家，做过几任县官，他留下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王祯关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这本书内。他在安徽旌德请工匠刻木活字3万多个，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试印了六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见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轻质木材作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七尺，轮轴高三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他做了两副这样的大轮盘，排字工人坐在两副轮盘之间，转动轮盘即可找字，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元代木活字印本书虽已失传，但当时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则有几百个流传下来。明代木活字本较多，多采用宋元传统技术。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唐诗类苑》《世庙识余录》，嘉靖间（约1515—1530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术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空前的发展。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印制该书共刻成大小枣木木活字253500个。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用金属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个发展方向。在王祯以前，已有人用锡做活字。但锡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难，难于推广。十五、十六世纪之际，铜活字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数量达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了，估计用铜活字达100万~200万个。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而建立这一伟绩殊勋的莫大光荣属于中华民族。印本的大量生产，使书籍留存的机会增加，减少手写本因有限的收藏而遭受绝灭的可能性。由于印本的广泛传播及读者数量的增加，过去教会对学术的垄断遭到世俗人士的挑战。宗教著作的优先地位也逐渐为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所取代，而读者们对于历来存在的对古籍中的分歧和矛盾有所认识，因而削弱了对传统说法的信心，进而为新学问的发展建立了基础。

印刷术使版本统一，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产生的讹误有明显的差异。印刷术本身不能保证文字无误，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对及印刷后的勘误表的出现，使得后出的印本更趋完善。通过印刷工作者进行的先期编辑，使得书籍的形式日渐统一，而不是像从前手抄者的各随所好。凡此种种，使读者养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方法，并促进各种不同学科组织的结构方式得以形成。

发明活字印刷以后，毕升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后来又采用木活字印书。到了十三世纪，他们首先发明用铜活字印书。十三世纪末，高丽用金属活字印《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本。1376年，朝鲜出现木活字《通鉴纲目》。1436年，朝鲜用铅活字刊印《通鉴纲目》。

后来，活字印刷术又由朝鲜传到日本、越南、菲律宾。十五世纪，活字板传到欧洲。十六世纪末，日本用活字刊行《古文孝经》《劝学文》。1440年左右，约翰内斯·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推进了印刷形成工业化。1454~1455年，古腾堡用活字印《古腾堡圣经》，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国的活字印刷史晚四百年。活字印刷术经过德国而迅速传到其他十多个国家，促使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十六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十九世纪传入澳洲。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门多萨的书很快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勒罗伊，文学家米歇尔·德·蒙田等，都同意门多萨的论点。汉学家安田朴曾以“欧洲中心论欺骗行为的代表作：所谓古腾堡可能是印刷术的发明人”为题，论证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来源于中国。

意大利人则将活字印刷传入欧洲的功劳归功于伦巴地出生的意大利印书家帕菲洛·卡斯塔尔迪，他见到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来的活字版书籍，采用活字法印书。意大利人为此特地在他的出生地树立他的雕像作为纪念。法国汉学家儒莲，曾将沈括《梦溪笔谈》中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一段史料翻译成法文，他是最早将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史实介绍到欧洲的人。古腾堡所发明的铅字，实际上同时含有铅、锡与锑。因为活字合金含有铅等对人体有害的金属、使用麻烦以及工艺上的不足，在电脑排版流行以后，逐渐淡出出版的舞台。

印刷术的传入使欧洲宗教改革的主张广为传播。马丁·路德曾称印刷术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使得福音更能传扬”。在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他的抗议之前，人们已经用一些本国的民族语言印刷圣经，使宗教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福音真理不再是少数人所专有，而为普通百姓所能学习和理解。同时也使宗教信仰因国家不同而有变通，罗马教会再不能保持国际性的统一形式。新教运动的原始动机是纠正教会的弊端，特别是赎罪券的出售，自从印刷术应用到大量的印刷赎罪券以后，出售赎罪券成为一种谋利手段。与此同时，新教徒也利用印刷的小册子、传单和布告等方式，广泛传播其观念和主张，如果没有印刷术，新教的主张可能仅限于某些地区，而不会形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重要运动，永远结束教士们对学术的垄断、克服愚昧和迷信，进而促成西欧社会早日脱离“黑暗时代”。

在印刷术出现以前，虽然已有民族文学，但印刷术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西欧各民族的口语在16世纪之前已发展为书写文字，逐渐演进成为现代形式，同时一些中世纪的书写文字已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一度成为国际语言的拉丁文也日渐式微，终于成为死的语言。新兴的民族国家大力支持民族语文的统一。与此同时，作者们在寻找最佳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出版商也鼓励他们用民族语言以扩大读者市场。在以民族语言出版书籍越来越容易的情况下，印刷术使各种语文出版物的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标点日趋统一。小说出版广泛流通以后，通俗语言的地位得到巩固，而这些通用语言又促进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最终导致明确的民族意识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产生。

印刷促进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推广，书籍价格便宜使更多人可以获得知识，因而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书籍普及会使人们的识字率提高，反过来又扩大了书籍的需要量。此外，手工业者从早期印行的手册、广告中发觉印行这类印刷品可以名利双收，这样又提高了他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

印刷术和火药、指南针一起，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马克思联系欧洲的历史发展阐述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英山毕升森林公园

毕升于1051年（宋仁宗皇祐三年）逝世，与其妻李妙音合葬于今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之阳。1052年（宋仁宗皇祐四年）二月初七，其子毕嘉、毕文、毕成、毕荣，其孙文显、文斌、文忠为之立碑。1990年，毕升墓碑在英山盘地五桂村家坳被发现。经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湖北省文管会等单位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等二十八名专家学者鉴定，确认无疑。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弘扬毕升文化，英山县在国家和湖北省文物部门的支持下，投资500多万元建造了毕升公园和毕升纪念馆，并在毕升纪念馆中向世人展示活字印刷文化的博大精深。

毕升森林公园位于大别山生态旅游区中心，交通极为便利。中原第一山——天堂寨位于毕升森林公园境内，主峰海拔一千七百多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称“吴楚东南第一关”。毕升森林公园属于北亚热带与暖湿温带交汇的典型地带，拥有大面积的原始次生林，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九十五，这里是古老珍稀动植物种群的避难所和衍生地，被誉为植物的王国、动物的乐园、杜鹃花的世界、娃娃鱼的故乡。

毕升森林公园自然风光秀美，既有原始森林的恬静，又有现代都市的繁华；既有蓝天白云的广阔，又有小桥流水的温柔。长逾万米，落差达八百米的大峡谷——龙潭河谷，谷险潭深，风景独秀，是传说中水怪出没的地方，有终年不涸的大小瀑布十八条。有高达百米的排天瀑和陡峭巍严的龙门峡、仙气充盈的龙宫洞景观、千年古藤园等植物种群点缀其间，形成了一个游览风光走廊，被旅游专家赞誉为“华中河谷第一景”。

在英山，一批以毕升命名的道路、大桥、广场、酒楼、学校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英山人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位伟大发明家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