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宁在朝廷，不下地方（1）

朝廷如同心脏，是唯一的，处在独一无二的地位，地方可以有若干个。朝廷是官场的核心地带，仿佛地核似的，愈接近中心温度愈高，在这里官员可以吸收到足够的热量，为晋升积蓄养分。

1.古代当官的四种途径

宋真宗年间有一落第老儒，北漂于京师。

“落第老儒”是经过多次科举考试失败的年老读书人，年龄尚未到进棺材的地步，处于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尴尬年纪。朝廷对科举考试中的年迈举子有“特奏名”照顾，落第老儒大都在四五十岁，说老不老，说年轻也不年轻，有史料记载的举子最多长达三十年未能考中，最后只好抑郁而终。像这种漂泊在京城的落第读书人不在少数，无法通过科举入仕，老儒只得剑走偏锋，另寻其他入仕途径。没才能、没背景、没钱，整个一“三无人员”，混迹京师的落魄儒生多半毫无背景，期望与当朝大员建立关系甚为艰难。然而，老儒自有妙计。

当时有一市井泼皮名叫于庆的，贫寒不立计，吃了上顿没下顿，与老儒有着同样的悲惨命运。飞黄腾达是所有落魄之人的共同愿望，与博彩的心理一样，希冀有朝一日天上掉馅饼。

于庆到老儒这里买了一注“命运彩票”。这是天赐良机，老儒遂在他身上打起了主意，押下了下半生的赌注。一个泼皮无赖能有什么用处？何况这样的人距离仕途甚远。要知道一颗螺丝钉都有它的作用，何况一大活人。

于庆问老儒，如何才能发迹？

老儒给他彻头彻尾地分析了下原因，最后说想要发迹也很简单，但你需要改个名字。

只要能发迹显贵，对于于庆来说叫什么无所谓。老儒给他改姓丁，取名宜禄。

宜禄，翻译成现代话是“高工资、高薪水”的意思，没什么高明之处。传说三国时期有个叫秦宜禄的人，老婆杜夫人，也就是三国第一美女貂蝉。秦宜禄没本事，老婆先被领导吕布霸占，曹操打败吕布后老婆又被曹操霸占了。万难之下秦宜禄选择了离婚，后来投奔了张飞，不久又想叛逃，最后被张飞结束了憋屈的一生。文盲于庆不知上述的典故，但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却有它玄妙的地方。《宋书·百官志》载：“有苍头字宜禄。至汉，丞相府每有所关白，到阁辄传呼宜禄，以此为常。”由此可见，“宜禄”古时为“宰相仆人”的名字，预示着他的主人能够做宰相。

老儒告诉于庆，你去丁侍郎府上碰碰运气。这就是给他改名“丁宜禄”的高明之处。

丁侍郎即丁谓，时任礼部侍郎。丁侍郎中进士第四名，确实有一定的才能，得到宰相寇准的举荐，上位之后却把寇准排挤走。丁谓本人崇尚祥瑞，恰好晚年的真宗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是以平步青云。真宗封禅等大兴土木的事儿就是丁谓与王钦若撺掇的。

老儒不知从何处获悉丁侍郎好祥瑞的信息，恰有无赖于庆求拯救，遂出一石二鸟计。老儒正苦于无法与丁谓建立关系，丁谓门客众多，说句不好听的，给人家提鞋人家都嫌浪费时间。恰好有这么个愣头青，权拿他当枪使了。去丁谓府上是有风险的，却于老儒无碍，不成功，死个无赖，老儒落得为民除害的美名，成功了，老儒便能分杯羹，这就是老儒的考量。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于庆化名“丁宜禄”投奔丁谓。丁侍郎一听来者叫“丁宜禄”，饱读诗书的他眼前一亮，心想，难道这预示着自己能当宰相？暗合了丁谓崇尚祥瑞的心理，丁谓大喜，收之门下。果然，没过多久丁谓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丁宜禄承蒙丁宰相提携，老儒也得蒙引见，得到个教育口工作的官职，进入了仕途。

这是宋代笔记史料《枫窗小牍》中记载的一则故事。泼皮无赖、落第老儒，他们无法通过国家正规的科举制进入仕途，只能通过另一种制度--恩荫制。

面向全社会，宋廷确立了大致四种入仕途径：科举、国子监（太学）、举荐、荫袭。

这四种入仕途径呈现一个相互递进的关系。

首先来说科举制，它是针对贫寒子弟的入仕途径，渐渐地演变为主流途径。宋代科举在唐代基础上增加了“誊录”“弥封”等制度，使科举向“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的最佳公平状态发展。诸多贫寒子弟如吕蒙正、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等皆是通过科举入仕。这是朝廷向民间开放的一种笼络人才的方式，使得万千寒士加入到帝国体制当中，冲淡以往的阀阅世族的权力。科举考试主要有进士科、明经科、武举科、医官、法律等其他诸科。此外，朝廷对耄耋之年的考生设有“特奏名”，即把那些眼瞅要入土为安的老考生放低要求再考一次，或者直接授官。太宗时有个叫赵昌国的老儒，考试时被要求一天内写二十首诗。结果他写了不到十首，水平还一般，太宗也特赐及第。宋神宗元丰年间还有个老儒在卷子上写道：臣老矣，不能写文章了，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神宗特赐食禄终身的优待。“特奏名”进一步地体现了朝廷笼络士人之态度。

对广大的贫寒子弟朝廷开设科举，对于广大官员、纳税大户子女等朝廷也照顾到了，即是国子监，宋廷公务员的孵化基地，进入该学校等于进入了仕途。国子监的监生有不满官职的可以参加进士科考试，但成绩再好也不授予状元。为了避免他们与寒门子弟抢名额，官方规定参加进士科的监生应与其他考生区分，另设考场，称为“锁厅试”，如果考不上的罚铜二十斤。还有一条致命的规定，落第的监生终生不得再参加进士科考试，直到宋仁宗嘉三年（1058年）才废除了这条规定。

科举与国子监两条主流的入仕途径，已然囊括了方方面面，然而朝廷犹觉得做得不够，又设立了举荐制度，对那些散在民间有名气的儒生给予特殊入仕名额，如种放、苏洵等。举荐，原是汉代重要的选官机制，即察举制。宋代规定官员举荐者不得超过五人，初荐者为“破白”，终荐者为“合尖”，防止结党营私。因有名额规定，所以不是至亲或者哥们儿等关系非常铁的不予举荐，每个官员都小心翼翼地保留自己的举荐权。举荐通常是朝中大员举荐颇有政治声望的官员，有着政治方面的考虑，如赵普举荐张齐贤、吕夷简举荐富弼、庞籍举荐司马光、文彦博举荐王安石等等。

以上三种入仕途径层层递进，譬如寒士通过主流的科举制考试入仕，磨勘升迁混得年头多了，说话有了一定的分量方能去举荐某某人，建立自己的官场网络。这样的人子女当官不愁，若不能通过科举，直接上贵族学校即可，甭管官职多大，至少在仕途内。如果升迁到了宰执、转运使阶层，荫袭等待遇会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

荫袭，也就是前面落第老儒入仕的恩荫制，即父辈为国做出重大贡献，子女直接以父荫当官，是一种变相的世袭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着重提到了宋代恩荫之滥觞。每逢祭天、皇帝生日、大臣致仕或去世等特殊时节，皇家会拿出名额恩荫臣子，致使恩荫成了常例，待遇优厚。如宋初名将曹彬去世，恩荫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太宗时期战神李继隆去世，恩荫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宋英宗治平年间恩荫二百人，宋神宗熙宁六年恩荫四五百人，宋徽宗政和六年恩荫一千四百六十人。有时候一次恩荫名额很多，大臣如无子嗣者则以亲属、门客、随从甚至奴婢充额，更有甚者充分发挥了宋代商业优势，直接将朝廷的优恤名额私下买卖，明码标价。如仁宗庆历年间大理评事一万贯，主簿、县尉六千贯，最低一级文官将仕郎三千两百贯。

面对恩荫入仕的巨大诱惑，仕途外的人投机钻营，想尽办法要进入仕途内，只要与当朝大员建立关系，哪怕去府上做个幕僚门客也有恩荫入仕的机会。这无疑给那些落第举子及社会闲散人员大开门径，自然个个绞尽脑汁使尽手段。

《东轩笔录》记载了宰相张齐贤的一个故事：张齐贤任江南转运使时，一日家宴中，有一奴偷银器藏在怀里，恰好被他看见，张齐贤默不作声。日后张齐贤为相时，所谓宰相门童七品官，家里的奴婢纷纷升官高就，日子好得一塌糊涂，唯独当年偷东西的那位还是奴。奴不服气地问道，我侍奉相公时间最长，凭什么他们都得了官，却偏偏把我撇下？张齐贤说我要不说你一定会怨我。当年你偷银器的事在我心里藏了三十年，不以告人。现在我为宰相，为国家选拔栋梁之才，安敢用盗贼？念你侍我最久，给你拿路费，走吧！奴震骇，恸哭拜谢而去。

不谈这则故事中的张齐贤如何品察人品，单说他们家的奴婢通过什么途径“皆得官”？是官，不是吏。官有国家正规编制，吏只是朝廷的临时工，官与吏在宋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文已述，举荐是有条件的、有利益的，且有名额限制。想来张宰相府上奴婢众多，他怎会挨个举荐？由此可见，我们有理由推测，奴婢与于庆、落第老儒他们很可能是通过获取恩荫名额入仕的。

面对恩荫的诱惑，《青箱杂记》提到宋仁宗皇年间士人往往为了入仕名额奔走呼号，时有两位士人最具代表性，一个绰号“望火马”，另一个绰号“日游神”，但凡有那么一丁点儿入仕的机会他们两位闻风即到，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朝廷遂颁布“谒禁令”。也不能怪士人投机钻营，变相世袭给很多幸运儿提供了捷径，找人托关系是一种传统，反映出走捷径似乎是人们的固有思维。寒窗苦读十年的学子到头来饥寒交迫，那些目不识丁的布衣百姓只因做了大员的奴婢而得官入仕，这让学子们情何以堪？

然而，这种恩荫名额其实只有在京师最为泛滥，所以大家扎堆开封汴梁。宋代规定：“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官员等级官阶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司”（司空﹑司马﹑司徒）的，恩荫范围才可达到异性亲属及门客随从。文散官官阶为三公三司的，最低也是宰执层次的职事官。地方省长（转运使）恩荫的范围仅为嫡系及本宗族，名额很少，通常是一人。

恩荫属于稀缺资源，谁能争取到谁就有发迹的可能，诸如泼皮于庆、落第老儒这种与朝廷大员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以其门客随从充额，这种机会只有在朝廷才有。此为很多仕途外的人员要混迹京师的缘由。

2.朝廷提携地方，地方孝敬朝廷

明清时期京官通常比较穷，但他们左右了地方官的升迁，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所以建立了“京官提携地方官，地方官孝敬京官”的利益交换模式，但这种模式在宋代却并不风行。宋代的京官是指不经常列班上朝、职务较低的官员，上朝奏事的称为“升朝官”。我们要说的京官是在中央系统工作的官员。

宋代把全国划分成若干“路”的经济区。宋初颁发诏令，诸州正常经费开支之外的财产全部上缴中央。宋初时全国划分六个财政经济区，即六个“路”。每一路的官衙称“转运使司”，又叫“漕司”，长官为转运使。发展到仁宗时全国共有18个路级行政区，下辖府、州、军、监320个，县1262个。除转运使外，每路还设有经略安抚使主管军政，提点刑狱使主管司法，提举常平使主管社会救济，均由中央官员充当，属于中央在地方设置的直属部门。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军事等权严格掌控，致使地方财政空间不足，财神爷甩袖子--子皆无。

赵匡胤打天下时，建立了“桩库”，藏有收缴的各地方的金银财帛，同时规定每年国库有节余则封存入库。桩库的钱财有两种作用，第一是国家有难时救急，第二是为了赎回燕云十六州（实为十四州）。赵匡胤曾说，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贿赂契丹人，朕甚悯之。今天我攒个三五十万两银子从契丹手里把地盘赎回来，如果契丹同意那就把钱给他们。如果不同意，那就把这些钱用在军队上，招募勇士，准备开战。宋太宗时将“桩库”改名为“内藏库”，宋神宗写了一首诗，共九十二字，“内藏库”按照字的排列顺序管理，譬如“九重方执象，万里定寰区”，其中的“九”即是九字号小库。直到北宋灭亡这笔钱也没怎么用上，后被金人给抢走了，金军搬运了三天三夜不绝。

天下财帛尽数麇集京师，桩库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无法计算。这种强干弱枝的政治意志导致了地方财政匮乏，全国财政分布不均，形成京师一家独大的利益划分。一旦地方有个病有个灾的，财政漏洞的贻害暴露得十分明显。典型例子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的澶渊之盟。为什么辽军能够迅速推进到距离首都开封直线距离120公里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市）？两百里地的路程，辽军铁骑一个急行军，一天之内兵临城下。辽军能够迅速推进，一方面是因为河北路地处华北平原腹地，无天堑可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地方财政枯竭，毫无经济实力组织抵抗，战争的比拼也是经济实力的比拼，虽然冷兵器时代这点不甚明显。说白了地方没钱，财富全堆积在中央，一旦遇到灾难要从中央拨款到地方，必然导致地方执政能力下降。

“天圆地方，道在中央”这句话同时道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识其字不晓其意，对中央概念的错误理解，必然会失去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王安石拜相的前三十年一直漂流在地方，与中央士大夫交往不深，人脉关系不够扎实，“熙宁变法”引得士大夫们激烈反对，新法施行几年后王安石被罢相，他对“中央”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偏颇是罢相的原因之一。

朝廷如同心脏，是唯一的，处在独一无二的地位。一个国家、一个机关单位、一个企业不可能有两个行政中心，由此可见朝廷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有若干个。如同向湖里扔一块石头，激起的涟漪必然由中央向四周扩散。将此概念明晰，我们不难发现朝廷是官场的核心地带，仿佛地核似的，愈接近中心温度愈高，在这里官员可以吸收到足够的热量，为晋升积蓄养分。

3.京官的巨额福利

郊赐，就是朝廷给广大京官提供的热量。

读书人做官一方面为了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可以获得优越的物质生活，通俗说是“千里为官只为财”，官方叫“书中自有黄金屋”。可见为官的初级目标是先要获得财富，而后再去施展政治抱负。郊赐，是朝廷为广大官员提供的一次合理、合法拿钱的好机会。

宋代官俸之低是中国历代之最，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杨亿上疏论官俸低称：“左右仆射乃百僚之师长，月俸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岂稽古之意？”国家副宰相工资不及中级军官高。从这开始，宋代公务员开始涨工资。

北宋官员俸禄大致有三大组成部分：其一，正俸，什么官、什么级别开多少薪水；其二，津贴，如禄粟、职钱、职田（根据职位高低分给田地不等）、马料（类似车补、油补）、茶汤钱、公使钱（类似招待费）等；其他福利，如冬春工作服、随从人员衣服、绫、绢、冬棉、茶、酒、厨料、柴火、米面、牛羊等。《宋史·职官志》载：包拯（时任权知开封府事，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年收入为大米2180石、小麦180石、绫10匹、绢34匹、罗两匹、绵一百两、木炭15枰（每枰15斤）、柴禾240捆、干草480捆。这些实物折算成钱，包拯年薪约为21878贯铜钱，相当于人民币大概1000多万元。

北宋官员工资已经非常高，但每逢过节、皇帝生日、大臣致仕或死亡、皇帝驾崩等等，朝廷会额外有所表示，总称“郊赐”，其中包括赏钱、恩荫等等。钱财不定额，有多有少，但赵官家出手绝不会寒酸。

赵匡胤喜欢在御花园打鸟，玩得正兴头上，大臣有紧急政务禀报。赵匡胤急忙召见，结果是一件平常事，龙颜不悦。大臣认为这事远比打鸟重要。赵匡胤抄起随身携带的玉斧打掉大臣两颗门牙。大臣不声不响地找到门牙揣在怀里。赵匡胤问他，你捡牙齿难道要起诉我吗？大臣答道，臣不能起诉陛下，自有史官书之。赵匡胤“转怒为喜”，赐金帛若干。

《涑水纪闻》记载的这则故事说明了皇帝对个别臣子的赏赐充满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然而大型郊赐每三年一次，时间固定，钱财非常丰厚，犹如单位发放福利。郊外祭天枢密使赏赐银帛四千两、宰执三千，以此类推。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湜、王化基初为右拾遗（皇帝顾问），各赐钱三百万。杨徽之迁侍御使，赐钱三十万。魏廷武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抟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等。真宗时雷有终平讨四川王均之乱，赏钱两千贯。

北宋历史中曾有七次财政记录，三次盈余、三次赤字、一次盈亏持平，其中郊赐费用占了很大的比例，如下表：

这是官员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拿钱机会，绝不怕监察机构盘查，拿得绝对心安理得，没有人会拒绝白给的金银财帛。正所谓天下熙攘利来利往，读书人入仕的初级目标正是发家致富。京城的繁华，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吸引着所有人前来闯荡碰运气。新科进士自然明白这一点。见的人多，识的人广，思维开阔，对待仕途的看法也为之一新。一名新科进士，只有在中央工作才有可能赶上官方发放的巨额福利。在地方工作，年节时候组织上最多给几斗米意思意思，难有如此阔绰的红利。上述表格中显示太宗时郊赐钱财已达到了国库收入的四分之一。大员因此钵满盆圆，分到新科进士头上属于杯水车薪，但这点“薪”足以令新科进士们欢欣鼓舞，令在外为官的同事们垂涎三尺。

当然，有的官员选择宁做鸡头不为凤尾，宁可在偏远地区做一个说了算的“鸡头”，也不在京师做毫无实权的跟班，大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魄。这句话放在官场里完全行不通，鸡头终究是只鸡，什么时候才能飞上枝头变凤凰？终老闾里，造福一方，恐怕不是士大夫们的理想，更不是为官的终极目标。凤尾虽是尾巴，但毕竟长在凤凰身上，象征高贵的身份不会改变，留在朝廷的优势显而易见。就好像篮球场上的得分后卫通常选择突破，杀入篮下上篮得分，距离篮筐愈近命中率愈高，得分也就愈高。因此，留在朝廷无论在政治上与生活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所以，郊赐才是官员宁可留在中央做“凤尾”的首要原因。

4.新科进士是最好的政治出身

北宋有四个首都：东京汴梁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开封是首都，其他三座城市为陪都。当时开封人口超过100万，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世界之最。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今洛阳、杭州、扬州、成都、广州、福州、商丘。其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也不过十几万人口。《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等史料记录了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的高度繁荣情况，今日现代社会的很多生活都可以在宋朝找到源头，譬如城市格局、商业信贷、商品一条街、博览展销会、夜市、二十四小时夜店、演艺广场等等。

繁华自不必细说，单说《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院，李逵元夜闹东京”，郓城县刀笔小吏宋江来到京师，觉得“东京果是天下第一国都，繁华富贵”。又逢元夜花灯，宋江这厮头一回来到大城市，没见过世面，“遍玩六街三市，果然夜暖风和，正好游戏。转过马行街来。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逛街偶然进入李师师府上，宋江哪里见过如此尤物，“酒行数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点点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强盗本性显露无遗。足见开封的富贵繁华与风土人情，令江湖老大头晕目眩。很多人喜欢去大城市打拼，是因为那里机会多，诚如处在中央地缘优势明显，处在权力中心“补缺”的机会更多，京城诸多方面的优越性，多数新科进士对此难以拒绝。

生活在首都有优越的一面，自然也有艰辛的另一面。

面对巨大的政治优势，留在中央对新科进士来说无疑是第一选择，但能否留在中央并非个人说了算，得看进士的出身。

宋代科举进士科分为五等（明、清为三等），第一、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五等赐同进士出身。前三等通常授国子监监丞（太学的高管）、大理评事（司法部门科员）、秘书省校书郎（国家图书馆编校）等官职。如果本人不愿意留在朝廷的，去地方工作则授签判某州、知县事等。四、五等授主簿（秘书）、县尉（县公安局局长）等职。

通过出身可见，一、二、三等的进士有留在朝廷或者下地方的选择权利，而四、五等完全没有留在京城的资格，新官上任的头三年磨勘必须下地方工作。出身折射出来的是官场等级，俗称“规矩”。孟子曰，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规矩是一个概称，放在民间是社交礼仪，放在官场那便是官场礼仪。如果超出了本官职的礼制叫“僭越”，属于斩立决的大罪。

宋代官场等级森严，主要表现在工作范围、薪金待遇和出身几方面。

宋代政府部门机构重叠严重，工作范围相互冲突，譬如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审刑院主管全国司法，但是中书省（政务院）、枢密院（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司使司（财政部）也有参与司法的权力。三司使司有个小监狱，专门管理经济案件。具体到工作中，如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知制诰，属于“两制官”，前者为内制，后者为外制，工作内容相同，都负责起草文件。外制为中书门下正规机构所撰拟的诏敕，内制则是由皇帝直接从宫廷发出的诰谕，区别在于一个办公地点在办公室，另一个在寝室。薪金待遇方面，有的致仕（退休）的“寄禄官”待遇也不错。所以，最能区分官员等级的即是出身。

最简单地来说那就是穿的官服了，人靠衣服马靠鞍，我们总是善于通过穿着打扮去判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宋承唐制，三品以上紫袍、五品以上绯袍、六品以下绿袍，连僧人身披的袈裟同样能够区分等级。南北朝以后紫衣为高干公服，故有“紫衣朱冠”之说。唐末著名诗人郑谷世称郑都官，有“逐胜偷闲向杜陵，爱僧不爱紫衣僧”诗句。《归田录》记载太祖赵匡胤有一次去相国寺上香，犹豫良久，问旁边的赞宁和尚，拜还是不拜？赞宁说不拜。赵匡胤问为什么？赞宁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甚嘉，龙颜大悦。欧阳修所写的《六一诗话》里称太祖将赞宁晋升为“通慧大师”，赐予紫衣。赞宁大师身份地位今非昔比，出入成群结队的，排场挺大。儒生安鸿渐，文词隽敏，看不惯他的做派，某次两人在路上相遇，安鸿渐出口讥讽：“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反唇相讥：“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

禅院尚且如此，官场就更加邪乎了。如《涑水纪闻》载：“宰相谓之礼绝百僚，见者无少长皆拜，相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尝下阶。”不管你是多大岁数的官员，见到宰相都得行礼，哪怕宰相是你儿子，你也得照样行礼，这是朝廷的规矩。官员去宰相家串门行礼时，宰相垂手扶之。说完事儿走人，宰相送送你，但只是走两步意思意思，不下台阶为止。就跟去领导家串门同样的道理，最多给你送到电梯口。若是说完了事儿还不走，没完没了的，宰相不好意思说，则由家仆大喊一声“相公尊重”，就是给官员下了赶紧滚蛋的逐客令，官员遂“而退”。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庚辰科，苏易简与父亲苏协同榜进士，全都考中了。但苏易简是状元，父亲名次靠后。后来苏易简晋升翰林学士，老父在京城任低级科员。爷俩一见面，小苏要给父亲行请安礼仪，到了朝堂上老苏要给小苏行官场礼。老苏感叹道，父参其子，本末倒置矣（《事实类苑》）。没办法，这就是官场规矩，这就是等级制度。在办公室里议政时，等级体现得更为明显。京官以上的升朝官坐着，京官以下的都站着。头顶两个或两个以上官衔的，如包拯，曾为尚书省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事，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权知开封府事是差遣，才是他的实际工作。这种官员在办公室议事有茶喝，天热了有专人给扇风，天冷有热宝。其他官员无此待遇。

综上所述，新科进士的政治出身决定了他的去留。皇帝特别关照的属于特例。

如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王禹是特例。王禹文采斐然，北宋前期文坛巨擘，但为官有文人的通病，什么都看不惯，动不动写诗骂人写文章讽刺人，弄得他在朝野关系很臭，最后被踢出了中央，死在了地方。听说王禹去世，真宗都哭了。《涑水纪闻》记载，宋仁宗时有个叫王汾的考生，文章水平一般，被评为第五等进士，意味着要去地方任职，当个主簿、县尉等等，工作相对清苦。宋仁宗改判等级，要他在京城任职，考官不明所以问为什么，仁宗叹道，此王禹孙也。

政治身份较低的官员通过走走关系能否留在京城工作？这种可能性较低，因为宋代是道德管制下的社会，最能体现该管制的是“礼制”。朝廷宰执每每因为道德问题丢官罢相，谁敢在这方面僭越？为了保你个小科员留京述职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试问那得给多少钱才能达到两者的利益平衡？等新官三年磨勘结束，那个时候还是有必要活动活动的。通常大佬们不碰新瓜蛋子，犯不上。王汾因有了祖父的关系，考得成绩不好，破例改判京官。仔细看看，不难发现皇帝虽然对他特殊关照，但还得符合规矩。只是改判了等级，这说明皇帝作为帝国最高领导熟悉礼制规矩，他都不敢破坏，何况其他大臣乎？

5.京城的幸福生活

有的新科进士无奈下了地方，只因京城消费过高，主要体现在物价和人际关系维护上面。京城的盐、米、茶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中等，其他如住房、娱乐、生活等费用极高，这是很多新科进士伤不起的地方。

通过水路与陆路，全国各地的粮食、财物、上供物品等源源不断运往京师。天下第一繁华之都，靠着全国的血脉给养，从不缺粮，很少发生饥荒现象。帝国其他地方诸如关中、河北经常发生自然灾害，导致大范围饥荒，最严重的现象是“人相食”。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发生了大旱，起于陕西，波及中原地区。其时新科进士王安石从扬州任满回京述职，一路所见触目惊心，作诗《河北民》：“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简简单单几句道出了当时的干旱程度，黄河以北的难民扶老携幼赶往南方讨生活，从南方归来的王安石比任何人清楚，南方人民的粮食除去上供的自己都不够吃。京师开封府也在此次干旱范围之内，朝廷下诏：“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以此缓解旱情。这一举措稳定了首都人民，至少他们没有像河北人民那样逃荒。

京师的地缘优势极为明显，皇帝在这里，天下财务集中于此，首都大量驻军，干什么事都方便，老百姓生活亦有保障，幸福指数最高。一直以来，这种地缘优势是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上面的干旱例子说明了皇帝在哪里幸福就在哪里。全国都可以干旱，唯独皇帝生活的京师不能没水喝。皇帝喝上了水，仁君辈出的宋代自然要恩泽京城老百姓。

十年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6年），全国范围内发生洪涝灾害，京师未能幸免，从五月开始下雨，持续了一个多月，造成洪水淹没城门，毁坏官私房屋数以万计，首都居民只好靠木筏行动。朝廷采取了迅速行动，积极组织军民抗洪抢险，对财产损失的百姓进行了经济补偿。此次全国范围内的洪涝灾害中河北路受灾较为严重，在宋仁宗的倡议下，内藏库出银绢三十万赈济河北路，灾民每人发放五斗米。一户人家主要劳力溺亡者给三千文抚恤金，其他人死亡的，给两千文。洪水年年有，今年范围特别大，江南诸路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相比河北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偏偏河北路人民享受到了朝廷抚恤？

背后即是地缘优势。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河北路紧邻京畿，是大宋开国故土，宋廷南征北战开疆拓土主要经济给养来自中原广大人民，那是自己家人。而江南地区原属于吴越、南唐等割据政权，算是外来户。政治上有分野，这也是造成后来哲宗朝新旧党争的主要原因。南北政治对立在宋初特别明显，如《邻几杂志》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科，状元萧贯是南方人。宰相寇准就说话了，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宋真宗一想也是那么回事儿，二大爷赵匡胤曾有“南人不得为相”的祖训，真宗遂改状元为山东人蔡齐。寇准得意地对同僚说，我又给咱们中原人争了一个状元。所以在全国洪涝灾害的情况下，河北路受到抚恤可以理解，另外大宋皇室的老家在那里，赵匡胤祖籍河北涿州。

遇到灾难，京师人民有相对的保障，生活方面也有优势，譬如说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盐。

宋代最高财政机关三司使有个专门管理禁榷商品的部门--盐铁司都盐案。

禁榷商品，望文生义，从字面上就能理解那是一种禁止商榷（禁止民间买卖）的商品，完全由国企垄断。如盐、茶、铁等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禁榷商品需求缺乏弹性，一旦形成垄断，利益十分可观。正所谓“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盐是生活必需品，市场需求量巨大，老百姓不会因为价格变动而放弃购买，诚如烟民不会因为香烟价格上调几块钱而戒烟。宋代的盐主要有三种，颗盐（陕西路所产的解池盐及河东路盐）、末盐（海盐）、井盐（四川生产）。官方盐质量粗糙，往里掺沙子，对广大人民群众十分不负责任，价格又高得离谱，所以老百姓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买私盐也不买官盐。西夏出产的青白盐价格十分低廉，冲击着大宋盐业市场，双方因此爆发过军事冲突。

据程民生先生著作《宋代物价研究》载，开宝九年（976年），颗盐40文/斤，解池盐44文/斤，海盐47文/斤。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解池盐55文/斤。庆历八年（1048年），京师盐价40文/斤。大观四年（1110年），京师盐价45文/斤，西夏盐价15文/斤，辽国盐价11文/斤。宋帝国其他地区盐价各异，多在6070文/斤，个别地区为200文、400文、700文不等，如秦凤路西安州盐价竟高达2贯/斤，换算成人民币是很吓人的数字。

北宋中期仁宗时米价300文/石。宋代一石为92.5宋斤，一斤16两。一宋斤的重量不固定，初期1宋斤680克，中期1宋斤640克，南宋初期1宋斤625克。由此计算，北宋中期1石=92.5宋斤=118.4市斤≈120市斤。现在好一点的米价格在3.005.00元/斤。由此得出，北宋中期仁宗时300文钱大概等于3606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因物价时有波动，亦有通货膨胀、耕地面积、亩产数量等因素，所得数值仅供参考。

首都的地缘优势再一次凸显，针对京师盐价，官方设有都盐院，起抑制和调平盐价的作用。都盐院有大量囤盐，当市场盐价低于35文/斤则“敛而不发”，盐价超过40文/斤，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这种幸福生活只有在具有地缘优势的京师才能享受到。《梦溪笔谈》记载，宋太祖曾降墨敕，允许民间贩卖私盐，不许官方买卖，地点仅限于河北路。宋仁宗又有批诏云：“朕终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贵盐。”河北父老，皆藉火焚香，欢呼称谢。这条规定经年不变，恩泽京畿老百姓百年之久，所以靖康之变“二圣”（宋徽宗、宋钦宗）离京之际，沿途老百姓头顶焚香数十里，哭送赵天子。

北宋仁宗时米价每石300文，同等价钱可买短褐一件（类似T恤衫加短裤的粗布衣服），可买两份诉状，可到甜水巷卜一卦，可买三斗蜜酒，可到店宅务（国有廉租房）或主户（拥有开封户口的居民）那里租一间房子。御史中丞张方平雇佣一位女仆，“女仆随身衣装，自直百千”，仅给女仆置办全套衣服竟高达100贯。

在京城生活，有幸福优越的一面，自然也有水深火热的一面。如房价高得离谱，真宗咸平年间前朝宰相薛居正的后人以5000贯把宅子贱卖给了当朝宰相向敏中。神宗元丰六年开封府拆迁城墙三十步内的建筑物，共计赔偿拆迁款22600贯，有130户左右得到拆迁款，平均一户民宅价格最少为173贯，这还属于较偏地段的民宅。

6.京城也有穷官

福建神童杨亿才学卓著，七岁那年已显露出了惊人的才华。十一岁时，宋太宗召试，果然非常了得，当即授官秘书省正字。宋太宗问他，你久离家乡，想不想念父母？不用说当然想念，可杨神童毕竟是神童，就算他想也不能说出来，杨亿对曰：“臣见陛下，一如臣之父母。”（《墨客挥犀》）杨亿担任的秘书省正字，主要掌管图书勘误校对工作，月工资十六贯。在店宅务租个单间，充其量跟随三两仆人，十六贯钱足够他们在京城生活支出。

杨亿十八岁时赐进士及第，随着他长大，生活阅历逐渐丰富，开支明显增多，尤其担任翰林学士时，经济状况大为紧张。翰林学士接近皇帝，职位特殊，但不给开工资，没有正俸可拿，“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只每月领一些绫罗绸缎等生活用品。

翰林院在唐代属于供职艺人的机构，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是翰林学士，一是翰林供奉。翰林学士院是清水衙门，毫无实权可言，油水少得可怜，朝廷给的公使钱摊到个人头上没多少。不像其他部门有自己的创收，如群牧司，管理军队战马的，他们把马粪卖掉作为内部活动经费。其他有钱部门则把余钱放在榷货务，进行官方放贷。

翰林学士的工作类似文秘，但与领导的生活、办公室行政等无关。头衔显赫，但不如小小的太常博士来得实惠。太常博士隶属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寺，设有四人，月薪二十贯，社会地位与绫罗绸缎等补贴不及翰林学士，就这么不起眼的工作岗位，它的灰色收入远高于翰林学士。

宋代规定殡葬标准，如皇亲宗室、当朝大员去世，朝廷遣礼官为丧主主持殡葬事物，称为“祭”，由四名太常博士轮流负责。干一次活所得的绢四人分，主祭的得十四匹，其他人得十二匹。朝廷礼官的出现是对丧主的莫大殊荣，赶上家境殷实的有额外辛苦费，一年下来，吃喝不愁。他们闲着没事满城溜达看看最近有没有业务，一次，数名年老皇亲退朝而出，边走边唠嗑，一太常博士窃笑道：“这帮老家伙皆材也。”（《孔氏谈苑》）翰林学士名头叫得响亮，论物质实惠上焉能与太常博士相提并论。

杨亿手里没钱叫苦不迭，此外他有赌博的嗜好，经常与章得象（仁宗宰相）、李宗谔（太宗宰相李昉之子）等人聚众豪赌。有一次章得象输了三十万，在十赌九输的经验下完全有理由相信杨亿经常输得兜比脸干净。（《宋史·章得象传》）杨亿于是请求下地方工作，上表千余言，其中有“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馁鬼”句。

杨亿十一岁来到京城，仕宦多年应该有些经济实力，如果像他这种个人生活负担不大的官员已快成饿死鬼，料想那些拖家带口的新科进士想要留在京城当真需要魄力和勇气。相比之下，王安石的选择较为客观实际。

王安石考中进士第四名，其时父亲已去世，母亲尚在，有两位同父异母兄弟，六位弟妹，再加上若干仆人，十五六口人的生活开支全仰仗着他的工资。文彦博举荐他回京直接进入馆阁工作，不需要经过馆阁的考试。王安石在《乞免就试状》中写道：“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原因很简单，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弟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一大家子人口众多，很难在高消费的首都生活。王安石继续留在地方工作，一干近乎三十年。

地方消费相对较低，生活环境很是单调，人事关系没那么复杂，朝廷对去地方上任的官员有相关政策，这是很多新科进士放弃中央挥泪下地方的原因。京城的巨大政治诱惑令很多新科进士争相留在此地，超高的物价又令他们望而却步。物价尚且如此，关系维护费用更是捉襟见肘，没钱的进士想要保持与同事、领导及其他大员的关系唯有赠送诗文，出卖自己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