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中央决策与规划

第1章 中央发出建设大三线号召

1964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集中力量进行中国的大三线建设。

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他指出：

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大三线。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沿海地区是第一线，包括沿海和边疆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

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

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

相对于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称小三线。

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地带，就是二线地区。

1960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虎视眈眈。

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

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直接导致中印军事冲突。

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并打算联合苏联进行。

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并与台湾进行了具体商议。

美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了核战争演习。

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舰发生激战，美国第七舰队125艘军舰、600余架飞机开进北部湾，悍然袭击越南北部。

越南战争规模扩大，并延烧到中国南部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白宫扬言要教训中国，形势一度非常紧张。

这期间，毛泽东根据形势判断，当即告诫全国：

要准备打仗，准备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要准备打核战争！

1964年5月到8月间，毛泽东多次就三线建设问题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反复强调了建设线的重要性。

在1964年6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讲话，讲话集中在两个方面：

1、改变计划方法。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

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方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们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

要改革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难以改变。这几年我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2、进行战备，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

要搞三线的工业基础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一个多月前，总参谋部向中央的报告中谈到：

在敌人突然袭击时，情况相当严重。

第一、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和52%的国防工业。

第二、大城市人口多。全国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

第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袭击的措施。

第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

除国防工业外，3年自然灾害的痛苦教训，使人们对于保证基本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的要求殊为迫切。

早在1964年2月到4月，农业、财政、工交长期规划会议先后召开。

谭震林主持研究落实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问题。

李先念主持财贸会议讨论农产品收购政策。

薄一波主持工交会议。

长期规划会议认为：

“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

一是按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吃穿用，1970年粮食达到600亿斤左右，衣着消费量达到人均24尺左右；二是兼顾国防，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三是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

归纳起来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

毛泽东显然对这个计划安排不满意。

5月27日，毛泽东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

毛泽东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他提出：

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

“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毛泽东说：

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

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个人发言陆续表态。

李富春说：

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主要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来说：

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

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

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

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点。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

邓小平说：

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指出：

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

他又强调说：

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

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

毛泽东同时也考虑到，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

毛泽东还想到，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

毛泽东担心，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

1969年12月，在成昆铁路还没有完全修完的时候，毛泽东就确定了襄渝铁路的走向，而且提出要快修襄渝铁路。

第2章 周恩来决定修建襄渝铁路

1965年12月，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在对曾经两次上马又下马的川豫铁路再次勘测设计后，他们确定线路由襄樊至成都，称襄成铁路。

早在民国初年就曾有人建议修建信阳至成都的铁路，但未能如愿。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编制的《战后铁路复兴计划概要》中，也曾提出修建川陕铁路重庆至紫阳段，然而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1967年，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拿出了襄成铁路初步设计。

1968年2月，铁道兵党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提交了《修建渝达铁路的报告》。中央出于国防建设的需要，作出决定，先修重庆至达县的渝达铁路，缓建成都至达县段。

1968年底，在京西宾馆的会议上，周恩来参加了铁道兵和铁二局人员的小组会，他逐一询问了成昆铁路的具体通车时间。并在当晚的全体人员大会上，指名铁道兵参谋长何辉燕负责西南铁路修建任务，一手抓成昆，一手抓襄成。

铁道兵党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成了以何辉燕为首的西南铁路建设领导小组，于1969年初开始工作。

1969年1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建委确定：

铁道兵负责施工的西南铁路建设，包括成昆、渝达线、襄成线和渡口支线、连同京原线、嫩林线的计划、投资。

1969年3月11日，中央军委批复，为统一领导西南地区铁道兵施工部队，同意在成都成立一个精干的指挥机构。

1969年5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三线建设会议，决定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四川省为主，云南、贵州省及中央有关部门参加。

周恩来同时宣布，撤销原西南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西南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统一组织指挥。

1969年6月15日，总参谋部正式下达了《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编制》。

何辉燕兼任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苏超任政治委员。

根据上述决定，铁道兵党委调铁道兵参谋长兼大兴安岭林区会战指挥所司令员何辉燕参加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何辉燕在成都成立铁道兵西南指挥部，负责成昆线、襄渝线的部队以及在西南的工厂、仓库等单位的党政、军事领导工作。

当时，苏联出于自身对西伯利亚以远控制能力脆弱的担心，对中国在远东具有的绝对地缘优势和急剧膨胀的庞大族群优势满怀戒意，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战略力量成长意味着自己远东存在的结束。

曾经，苏联寄希望于中国的“权利更迭”，又断绝了“老大哥”重叙兄弟友谊的这一线希望。

中苏间的敌对已在所难免，自1965年末起，苏军在中苏边境布置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100万以上。除帕米尔高原无人区外，在长达1800公里的我国边境线上，重兵压境。

中苏间漫长的国境接壤，决定这种战争更具有全面性与突然性。

1969年8月13日在铁列克提苏军对我边防军突然发动攻击，导致我军牺牲79人。

1969年9月柯西金秘密来访，代表苏联政府表达双方相互妥协的意愿，但中央政府依然不敢把一个诺大的族群维系在别人的承诺上。

1969年底，中央确定渝达、襄成两线合一，称襄渝铁路。

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召开会议，研究加快铁路建设问题。铁道兵司令员刘贤权、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司令员何辉燕参加了会议。

周恩来手拿一支红蓝铅笔，指着桌上一幅中国地图说：

毛主席亲自确定了襄渝铁路的走向，这条铁路要快修。

修好这条铁路，四川就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局面，“天府之国”的交通就活了。

周恩来当时紧握着何辉燕的手，再三嘱咐说：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铁道兵了，要带领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把铁路早日修起来！

第3章 指挥部调兵增援襄渝铁路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周恩来根据形势，再次指示：

襄渝铁路必须于1972年全线通车。

新组成的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看到，任务如此严肃地摆在面前，而且绝不允许有丝毫疏忽。他们只好一手抓成昆，一手抓襄渝。

当时，与攀枝花钢铁基地和新近从外地迁到西昌的航天发射基地紧紧相连的成昆铁路还没有全线通车，要配套使用，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成昆铁路不完工，部队就撤不下来。

指挥部决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搞好成昆铁路铺轨通车和收尾配套的同时，抽出先遣人员开赴襄渝线作准备工作。

1970年7月1日，在成昆线上的施工队伍终于完成了铺轨任务，从此，指挥部的主要精力逐步转到了襄渝线上。

铁道兵领导机关根据各部队担负任务的情况，陆续向襄渝线调集部队。

早在1968年4月，第六师已经从东北调入重庆。

在襄渝线东段，为支援第二汽车厂大规模展开的建厂工作，国家要求铁路必须于1970年通车到十堰。因此，1969年3月，担任援越抗美修建公路的第十三师从越南回国调入襄渝线东段。

1969年5月，第七师从成昆线陆续转上襄渝线，进入达县地区。

1969年下半年，第一师也从成昆线调入了襄渝线东段。

1969年底，第八师由成昆线陆续调入万源地区。

指挥部又看到，襄渝线中段地质复杂，工程艰巨，将成为决定整个铁路能否按时完成任务的关键。必须调集力量，尽早开工，才不致于延误整个工期。

因此，铁道兵领导机关从铁道兵部队中，再调3个师来到襄渝线。

1970年初，第十师陆续调入襄渝线中段地区。

同年第一季度，多年驻守福建、担负战备任务的第十一师调入襄渝线中段的安康以南地区。

同年第二季度，刚从援越抗美战场归来的第二师也调入襄渝线中段紫阳地区。

至此，铁道兵投入襄渝线的兵力，8个师以外加6个师属团以及机械团、汽车团两个独立团，一共有23.6万余人。

但指挥部仍然考虑到，由于要求通车的时间紧迫，工程必须全面开花，部队没有多少转场和调换余地。因此，劳力缺口仍然很大。

指挥部将这种情况上报国务院，要求劳力支援。

经国务院批准，湖北动员民兵14万人，陕西动员民兵、学生15万人，四川动员民兵30余万人，共同参加襄渝铁路的建设。

全线施工高潮的时候，民兵有59万人，军民共计82余人。全线先后投入各种机械1.4万余台，运输车辆8500余台。

任务紧急，指挥部感到压力是相当大的。而且，铁路要上马，设计是先行。

指挥部派出多支勘测设计队伍，本着“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指导思想，争分夺秒，对襄渝线进行施工同时的测量和设计。

铁道部第二、第四设计院，大桥工程局，第三设计院和电气化工程局等大批设计人员，集中到了襄渝线。

各设计院共投入50多个设计队，6000余人，参加了襄渝线的设计会战。

与此同时，水电部门在沿线修建了11万伏输变电工程。

1970年东、西头分别送电到白河、万源，1971年分别送电到安康、紫阳。

交通部组成山东、安徽两个车队和部分船只，支援铁路建设工地的运输。

建工部西安红旗钢筋混凝土构件厂，生产部分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梁，保证铺架的需要。

商业部为襄渝铁路施工部队、民兵调拨日用品，保证施工人员生活需要。

当时，成昆线上的爆破声还没有完全停止，战士们身上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

但大家都意识到，一场比成昆铁路更艰巨、更复杂、更壮观、更激动人心的修路战斗，就要在巴山蜀水之间打响了！

第4章 勘测设计与施工同时进行

襄渝线襄樊至莫家营段56公里，1960年已经建成通车。

新建铁路正线长859.6公里，由铁道部第二、三、四勘测设计院和电气化工程局设计，铁道兵担负施工。因为时间紧迫，所以采取了“边施工、边勘测、边设计”的方案。

参加施工的铁道兵部队有8个师、2个独立团，另有铁道大桥工程局、电气化工程局和湖北、陕西、四川等省民工。

全线东西两段分别于1968、1969年开工，中段于1970年第一季度开工。

其实，早在1917年5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许世英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裕中公司签订了一份承造铁路的合同，允许裕中公司在中国境内承造总长1769.9公里的铁路。

根据合同，裕中公司商请交通部，由河南周家口至湖北襄阳的一条铁路，约计362公里，定名为周襄铁路。

并于1918年1月设立周襄铁路工程局，投入测量勘探周襄路线。经过的重要城镇有堰城、大刘店、问津寨、吴城、新安店、舞阳、谢店、保安镇、招抚岗、独树、方城、博望、新店、南阳等，并以此做出了一份勘探报告。

1918年6月，周襄铁路测量完成后，裕中公司又商准交通部，将周襄铁路延伸为信阳至成都，为将来承建入川铁路做准备。

当时，交通部正准备设计一条四川与湖北之间的铁路，即川汉铁路。

为了证明自己的路线更有优势，裕中公司还成立了勘探队，对交通部拟议中的川汉铁路途经三峡的部分线路进行了勘测，并拍摄了沿途的山川地形，以说明此条路线施工艰难、成本巨大。

这些照片与勘测数据，也一并附于另一份上呈给交通部的报告里。

新中国成立后，铁道部第二、四设计院于1958年前后曾经对襄渝铁路进行过规划和勘测，但是到1962年，襄渝铁路因计划调整而全线停工。

1968年，作为国防备战和二汽建设的共同需要，国家正式决定将襄渝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之一。由于襄渝铁路项目启动在先，二汽建设项目启动在后，按照原来的工程进度，襄渝铁路的工期就完全不可能与二汽建设的工期吻合。

为了保证二汽建设，国家决定对襄渝铁路项目加速，尽快实现襄渝铁路东段襄樊至十堰段通车，并最终贯通横跨鄂陕川三省、全长915.6公里的襄渝铁路。

襄渝铁路原勘测的路基是穿过玉虚宫，若如此，武当山最大的古建筑将不复存在。

当时，玉虚宫的道士李诚玉得知这个消息后，多次向部队首长表示该宫不能被毁。

李诚玉从明朝大建武当时该宫是大本营谈起，说到历史上在该宫举行的各种法事活动，甚至是该宫的地理风水。

李诚玉迫切的要求、生动的叙述打动了部队首长。该师师长董超亲自批准将此段铁路向北移动500米，移到宫门以外，从而避开了该宫。

但是，襄渝铁路却因此而增加了“老营1号”、“老营2号”两个隧道，延长了剑河大桥的长度。增加了工程费用和部队施工的难度。

其实襄渝线为什么从一开始到修通路线变来变去，就是因为大巴山和秦岭的阻隔。工程人员在实际考察中发现了一条几乎是天赐的好线路：

川东有平行的几条山脉：从西到东是东北、西南走向的华蓥山、铜锣山、明月山，从重庆出发在华蓥山和铜锣山之间，平行着山势北上达州。

这一段隧道和桥梁很少，是建铁路的极好路段。

但是当时这一线的邻水和大竹县提出不想铁路过境，因为占地太多，影响粮食产量。

于是线路只好从重庆出发，向西穿过一群隧道，再穿过华蓥山的南端“中梁山”，绕在华蓥山的西侧北上达州，在三汇处又向东穿过一群隧道，最后穿过华蓥山的北端“铁山”进入达州。

这就是为什么达渝段隧道几乎全集中在达州到三汇，和回龙坝到菜园坝之间。

到了达州，继续利用西部铁山和东部凤凰山之间的相对平坦地势北上，绕后沿着州河上游的后河所切割的一条大巴山峡谷北上，直达万源，这极大地减少了隧道的长度和数量，更减少了坡度。

到了万源后河道结束，穿过30多个隧道到毛坝关，又到了汉江支流任河，又可以利用任河、汉水河道东去安康、十堰。

只是从万源到毛坝关没有河道利用了，只能硬穿山，而且由于后河河道比任河河道高程低，这一段还有一个展线来爬坡。

到了湖北境内，又可以利用汉江河道平行着武当山东南下襄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