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写于六十年前的书，书中引用了专业机构的研究数据、观察样本、亲历者证言等事实，用来呼吁政府和民众，正视农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和长期不可预测的影响。按常理说，有理有据忧国忧民，所激起的波澜即使不是警醒世人，怎么也不应当使作者被攻击和诋毁，然而事实恰恰如此，只因作者看到了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她提出质问，是谁做的这个决定？戳中了利益各方的软肋。
科学和工业发展，长远来看，并不意味一定会对人类产生正面影响，这需要长期大量的观察和实验数据积累才能做出结论，而人类是短视、急躁且虚荣的，在可见的利益驱使下，在人为制造的竞争心态中，很多新生事物就这样草率的被大量投入使用。比起农药的危害性，是谁做的这个决定？才是让大自然濒临崩溃的关键，因为质问的背后不仅仅是农药滥用这一单一问题，而是涉及和生命有关的一切。
化学农药和塑料、氟利昂一样，因使用便捷、价格低廉、适用广泛这些先天优势，缩短了人们需要完全认识掌握它们的时间，如果说这是全人类的愚蠢，那么使用前后，官方的态度才是生态不可控的主要因素。制定决策时，不听从专业人士的建议，不考虑行业和从业者的长期发展，不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互相协作，不尊重权威机构的话语权，而是由各怀鬼胎的利益相关方（主管部门、生产公司、实际实施者、追求短期利益的从业者、售卖者、媒体）利欲熏心的胡作非为，而当出现恶果时又一意孤行、避重就轻、恼羞成怒甚至修改规则，在这种风气下，任何一项发明都无异于生化武器。蕾切尔·卡森受到的恶意中伤，就来自她揭穿了制度制定者的遮羞布，让之暴露在公众眼前。她无比同情那些由于恶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而身染重症的普通人，身为大自然生物链中的一环，当我们从饮食到呼吸，从感官到细胞都被摧残时，当被迫沉默被忽视时，我们就在农药的天幕中坐以待毙的成为利益的牺牲品。
那么，上面列出的相关方，在可以有更好的方案处理病虫害时，有没有反思自己呢？很遗憾，蕾切尔·卡森没有看到，她看到的是农药生产增长了，被禁产品出现了替代品，改头换面但变本加厉的制度，安全标准出台但无法执行，只制定单一的针对性制度但故意回避可能产生的交叉复杂后果。“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盯着他自己眼前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着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偏狭。现在又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难得受到谴责。”她看的很透彻，因而从未谴责这些化学成分的发明者，她也是悲观的，“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但她的悲悯之心，让她在明知不可为时仍然一腔孤勇振臂疾呼，“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尊重它。”当某些群体被利益蒙蔽良心，蕾切尔·卡森将希望交到公众手上，她希望大家不再被蒙骗，“让·罗斯唐说：“我们既然忍受了，就应该有知情的权利。”
放眼六十年后的现在，诚然发展仍然是第一位，但又有多少黑幕在假借发展行肮脏之事。

原文：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互相作用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形态和习性都是由环境造成的。就地球时间的整个阶段而言，生命改造环境的反作用实际上一直是比较微小的。仅仅在出现了生命新种-人类之后，生命才具有了改造其周围大自然的异常能力。”
“自然平衡在比较早期的、比较简单的世界上是一种占优势的状态，现在这一平衡状态已被彻底地打乱了，也许我们已不再意识到这种状态的存在了。自然平衡并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状态；它是一种活动的、永远变化的、不断调整的状态。人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有时这一平衡对人有利。有时它会变得对人不利。当这一平衡受人本身的活动影响过于频繁时，它总是变得对人不利。”
“抗药性不是一种在个体生物中产生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生下时就具有一些特性使他能比其他人更不易中毒的话，那么他就更容易活下来并且生子育孙。因而，抗药性是一种在一个群体中经过许多代时间才能产生的东西。人类群体的繁殖速度大约来说为每一世纪三代，而昆虫产生新一代却只需几天或几星期。”